也就是说，潘文石在城市生活的完整时间不过22年。他生命里近50年的岁月，都与人迹罕至的土地“接壤”。潘文石是第一个给中央写报告不赞成将野生大熊猫圈进“饲养场”的人，也是中国第一个反对克隆大熊猫的人。这些建议背后的大量科学依据，来自他多年来第一线的科学研究。

　　从1984年到1998年，先后有15位研究生跟随潘文石参加秦岭研究工作。“最困难的是长期缺乏油水，前8年几乎吃不饱。”冬天是观察大熊猫最好的季节，潘文石和学生们经常连续三五个昼夜坚守在零下十几度的帐篷里，不间断地通过无线电监测大熊猫，记录有关大熊猫交配、受精、产仔、哺乳的最直接和可靠的参数。怕惊扰大熊猫，他们不敢生火，食物冻成了冰疙瘩，屋里洗脸的水结成了冰块。每夜写研究日志，一只手拿着蜡烛照明，一只手记录。为保住脸上油脂，防止冻伤，两周才洗一次脸。

　　“我们为十几只大熊猫戴上无线电颈圈，每过一刻钟就要打开一次无线电记录它们的行踪，一天要听96次记录。”每次听完一轮，一刻钟又很快过去，“三个人轮流都忙不过来。”常年的野外工作，让潘文石养成了跟野生动物一样的作息时间——白天睡觉晚上工作，躺下就能睡，睁眼就开始工作。“野生动物从没有深度睡眠，时刻保持警醒——我也一样，一天6小时的睡眠可以分成无数次来完成。”

　　渺无人烟的野外生活，危险永远无法预知。险山恶水、毒虫虎豹、冻伤摔伤、煤气中毒等自然环境中的艰难困苦，随时在侵袭这支年轻的队伍。尽管小心谨慎，悲剧还是难以避免。1985年春天,潘文石与两位研究生刚到秦岭的第39天,年仅21岁的研究生曾周在寻找大熊猫足迹时不幸坠崖牺牲。这让潘文石背负了沉重的包袱，“我不但要在荒郊野外组织好研究工作，还要当好他们的父母，保证每个孩子的安全。”潘文石自己也曾多次发生意外。一次为拍熊猫从5米高的岩石上摔下，竹子从指间穿过，手上的血跟相机粘在一起，用碘酒清洗后足足肿了七八个月。还有一次头朝下摔下70度陡坡，滚了几十米被树干拦腰挡住才没有坠入山谷。树干被冲力折裂，裤子湿答答一片，原来已是鲜血直流。此后一个多月，他因肛裂卧床不起，只能吃流质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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