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树标说：“资方没钱不行，要筹集到必要资金，做好生产计划，一来电就恢复生产。我们工会负责发动群众。”

　　同时，申新的6家厂联合起来成立上海申新纺织厂管理委员会，荣德生任主席，暂时从香港回来的荣尔仁任副主席。管理委员会下设总管理处，荣毅仁任总经理。

　　劳资座谈会是劳资协商会议的前身，双方各有6名代表。在申新系统的劳资座谈会上，龚树标是劳方的代表之一，资方的首席代表就是荣毅仁。

　　“拍桌子的时候……没有，”曾经面对面地和荣毅仁谈判的龚树标说，“气氛就算很紧张，也没到剑拔弩张的地步。”龚树标记得荣毅仁没什么老板的架子。劳方提出意见时，他“斤斤计较的情况很少”；如果劳方的要求比较难以实现，他“会缓言和你说清楚”。上海话说人“老三老四”，那是指人武断的意思，龚树标说，“我说他虽然是老四，但从不‘老三老四’。”

　　“我们从来不叫他荣老板。”龚树标说。和1980年代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员工称荣毅仁为“荣老板”不一样，申新九厂的工人对荣毅仁的习惯称呼是“毅仁先生”。

　　翻过历史的一页

　　没过多久，这位“毅仁先生”就遇上了新中国的政治运动。1952年，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之中开始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开展，荣毅仁没有例外。

　　龚树标认为荣毅仁应该没有受到“五反”运动的过多冲击。因为中央政府有“保护过关”的政策，上海也提出了“303户”的说法，即保护303户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过关”，荣毅仁当然在那303户之中。上海采取的方式是把303户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组织起来互助互评，不把他们送到基层去。这叫作“背靠背”。

　　申新九厂也采取“背靠背”，他们还创造出“大会背靠背、小会面对面”的方式——工人控诉大会不让资方直接参加，而是组织老工人陪他们在另外一个小会场收听大会现场的广播。“声音听得到，气氛感得到，”终生从事工会工作的龚树标说，“这叫‘触及灵魂，不伤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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