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们都在关注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即“经济学家被整体收买”，因为经济学家为企业提供这样那样的报务，相应地也收取一些报酬，结果就失去了独立性，经常为一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说话。不少文章将我也列入“被收买”的行列之中。 因为我被几家上市公司聘为独立董事，更是被严重收买的对象。我之所以经常为企业家特别是为民营企业说话，就是被严重收买的结果。

    别人会不会被收买，我不敢肯定。但我的许多重要观点，都是十多年前在中央机关工作期间就已形成的，而且从未改变过。比如，主张保护私有财产的观点，主张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的观点，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观点，主张为创业者和企业家创造宽松环境的观点，主张减少审批和公章的观点，主张实行低税赋政策的观点，主张为民营企业拓宽融资渠道的观点，等等。这些观点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来的，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

    在发表这些观点时，我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不可能为任何一家企业服务，更不可能被收买。

    1994年“下海”以来，因为是为企业做咨询，当然要向服务对象收费。但这对我的学术观点，特别是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并没有产生丝毫的影响。

    像我们这样一批人之所以能形成这样一些观点，是因为我们亲眼看到了“一大二公”和“左”的思想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也亲眼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因发展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是因为我们不那么健忘；是因为我们对国家和人民有起码的责任感。我相信，张维迎、周其仁等一大批有相同经历的人，都是属于这样一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