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宁波梦断、和辽宁关系破裂，仰融期望靠整合手段来打造汽车自主品牌的道路也就走到尽头。

    越洋的电话线消弭了中国和美国西部之间十几个小时的时差。2005年6月某日的深夜，当《中国企业家》拨通了仰融在美国家里的电话，话筒另一端传来了仰融熟悉的声音，一如三年前的洪亮、富于激情。

    当外界对仰融的关注已从其汽车梦转移到他那有名的产权官司上时，仰融本人倒似乎对于前者的破碎更加耿耿于怀，起码在三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表现为这样。

    “从1991年与沈阳金杯合资到2002年我离开，十几年来我对这个企业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一个普通的确认产权问题变成复杂的国际问题，这不是我愿意看到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下，没有什么不能通过协商来解决。”

    仰融的用词没有和日新月异的中国改革脱节，他显然在密切关注中国的政经动向。可以想见，三年前在上海瑞金医院的病房里最终作出逃离中国的决定，对这样一个人而言，并不容易。2002年6月初，在仰融携夫人悄然离境后，辽宁省政府则以涉嫌经济犯罪为名，对仰发出批捕令。

    “如果有机会再让我来经营华晨，我肯定会使出浑身解数把企业救起来，否则我也不会东山再起。要做汽车我一定会回到原来的地方，如果不能，我在汽车产业上就画上了句号。再也不走汽车制造这条路，再也不过问了。”

    在和仰融此次对话前后，《中国企业家》走访了多位业内分析人士以及曾经在华晨工作过的人。在他们中的很多人看来，虽然仰融当年所运用的产业与金融相结合的造车手段会给华晨的未来带来不确定性，但是他从造轻客到造轿车、自主研发与合资双管齐下的造车思路却不失为一条符合汽车工业发展规律与中国汽车产业特色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