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孚提出，在中国合资品牌更受偏爱，未来在中国市场销售的产品应该打罗孚商标，每辆车罗孚还要收200美元的商标费。仰融回绝：“你放心，我在中国销售绝对不会用你的牌子，这笔钱你肯定是赚不到的。”

    为了打消罗孚的疑虑，仰融自称“苦口婆心”，反复向罗孚讲述德国大众的案例：在进入中国之前德国大众如何岌岌可危，靠着和中国企业合资、进入中国市场方获暴利从而一举摆脱困境。同时，华晨和来自4个国家的国际级汽车厂商合资、合作的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服了罗孚作出合资决策。

    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以合资方式在宁波建厂，中方投资进行土地、厂房等的购置，占50%的股份（后经商谈升至51%），罗孚投入产品和设备。协议规定，合资企业的采购中心放在宁波，价格政策公开，向罗孚推荐的零部件供应商直接采购，中间不得有任何的附加管理费；罗孚在中国的销售价格不得高于欧洲。此外仰融表示，中方可以借给罗孚1.9亿英镑，其中几千万英镑用于解决因生产线搬迁引起裁员所需的费用，另外1亿多英镑用来设计罗孚新的45车，作为中华的第三代产品。“这样，在沈阳生产的‘中华’是‘中华’第一代，宁波投产的罗孚是第二代，罗孚新45也就是‘中华’第三代——这在我离开的时候已经在日内瓦展出了。”仰融回忆道。

    一位曾经担任华晨高层的人士向本刊回述，仰融当时计划把宁波作为零部件采购基地和“中华”主要的制造基地，沈阳作为客车基地，保留金杯海狮。

    极具想像力、但危险的产融结合

    罗孚项目为什么选择宁波，仰融的理由有三点。第一，当地政府开明，政策优惠。据仰融回忆，罗孚落户宁波，买地、建厂房可以先使用后支付，减轻前期投入的负担。罗孚项目的产品50%要出口，宁波是港口城市，政府承诺为罗孚项目投资兴建滚装船码头。第二，从配套半径看，长三角占中国零部件市场份额的70%，宁波具有地缘优势。而第三点，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宁波有一个“金娃娃”——宁波大桥即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吸引着仰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