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卢作孚到达宜昌，指挥这场后来被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东方敦刻尔克”的大撤退。摆在卢作孚面前另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4天，下水航行至少2天，而当时川江已接近枯水期，较大轮船尚能航行的时间只有40天，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停航期，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物都必须在40余天的时间内运走。而要完成这么大的运输量，以民生公司当年的运力计算，需要整整一年。

早在1937年8月，当卢作孚正在南京国民政府参加研究总动员计划草案时，他就已经给民生公司职工发去了电报，“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这个时候，卢作孚再次发出号召：“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大撤退60多年后，央视的《记忆》曾评价道：“二战期间曾经有过多次的大规模的撤退，几乎每一个撤退都是由军事家或者政治家组织，只有在中国，一位企业家组织了一次影响整个民族生命的这么一次大撤退。如果没有这次大撤退，中国的命运可能是另外一种状态。”

卢作孚到宜昌的当天晚上，就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船长、技术人员彻夜开会，于次日清晨拿出了抢运方案。卢作孚采取的是“三段航行”：宜昌至三峡入川为第一段，三峡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以分段运输缩短航程，多运快运。重庆民生实业公司研究室主任赵晓玲向《商务周刊》介绍说，待运物资中除了最重要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这样，“川江中水位的时间被充分利用了，仅有的运力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为了尽快抢送难民和物资，卢作孚还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用以运载轻型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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