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现在发展农村经济的条件,远优于1978年中国改革伊始。如果说七八十年代的发展农业战略是为了积累资金,发展工业的话,那么今天工业积累了的资金,就应该可以用于发展农业经济。而农业经济的再次起飞,将支撑着中国今后30年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如同中国的经济奇迹,今日的中国贫富不均,已举世公认。这已成为今日的严重社会问题,也必将涉及到中国执政党的信仰和执政基础问题。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民真正富起来,这不光是农民问题、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公正问题,是执政党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国家问题。当然,解决这一问题,不是要再“打土豪,分田地”,而是执政党如何利用国家掌握的经济资源,政策权力,对社会进行更公正的再分配问题。
温家宝提出的三年取消农业税,就是以税收杠杆,把国家所摄取的收入再分配给农民。这是一个晚到的,但不无作用的政策。在费税改革上,中国应该采取“先养鸡,后下蛋”的做法。坚决把这300多亿农业税从农民身上减去,即使这会导致有些地方财政不足,影响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国家还应防止“收费”回潮。本来农民的公益事业,不能完全由农村的“一事一议”来让农民承担,而应该用国家和地方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来解决。如在城市修路,不是由城市居民出钱,同样,农村的路为什么要农民们来付之?
需依靠农村自治机制
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光依靠取消农业税是不够的,还应进行农村结构性调整,取消现有乡镇体制,加强村民自治和村委会作用。乡镇的作用,日渐减小,如征粮、募兵、计划生育等。更多的乡镇已成农村改革的包袱和阻力。
大部分乡镇人浮于事,负债累累(实际已破产)。有些乡镇转嫁危机困难于村民,如任意挪用其掌管的农业税附加费,而这笔钱本应用于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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