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前提下，改革和完善政府职能要突出理顺“四个关系”：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要明晰政府边界，凡应由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决策的事情应严格由它们决策，政府不应“越俎代庖”。凡是应该由政府承担的事情，政府责无旁贷，不能“缺位”。针对当前政府工作存在的“错位”现象，要强调由“经济管制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即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上来。各级政府要有意识地做到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不包办企业决策，不代替企业招商引资。同时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精神，探索新的行政管理体制架构，以解决层次、层级过多的问题，推进行政审批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根据政府与事业单位分开的原则，稳步推进社会事业领域的体制改革。

　　其次，推进与行政管理相关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与之相关的宏观管理体制，如财政税收改革、政府投资体制改革等。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根据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应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按照“财权和事权相对称”的原则，科学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责任，并相应调整收支关系。财政支出结构应根据“五个统筹”的精神进行调整，逐步降低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方面的比重，增加用于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创新、生态环境、社会安全等领域的公共支出。要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作用，加大对经济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在税收制度改革方面，应着力改进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探索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以发挥税收杠杆的作用。

　　第三，推进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紧密相关的社会管理和政治体制改革。随着市场化以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我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并正在继续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在这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迁面前，应该说社会体制改革是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如何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协调多元力量之间的关系，以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成为制度创新的新课题。“十一五”期间将在探索社会运转和社会服务新机制，形成一套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相适应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方面作出努力。此外，随着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意识的增强和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应按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精神，“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以及和谐社会“四位一体”的新型体制机制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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