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首次规定了党代表的监督权利和责任，从而为全面深入推行党代会常任制找到了最佳切入点。按照条例规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除履行党员的监督责任和享有党员的监督权利外，按照有关规定对其选举产生的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及其成员行使监督权，反映所在选举单位党员的意见和建议。从而改变了过去要求党员和党代表履行义务多，而保障其行使权利少的状况，结束了各级党代表一会几天就终止其使命的历史，这对发展党内民主具有重大的意义。

　　最后，将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并总结的监督办法和经验，上升为党内法规制度。条例第三章用10节的篇幅，分别对10项监督制度进行了具体规定。其中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巡视、询问和质询等，则成为制度监督的创新和亮点。比如巡视制度，既有利于解决“同体监督”软弱无力和“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问题，又有利于克服少数“一把手”腐败过程中“事前基本没有监督，事中基本难于监督，事后基本不是监督”的弊端。又如，实行述职述廉制度，可经常使领导干部明白其权力的来源，起到警示、提醒作用。

　　《纪律处分条例》经过修订以后，内容更加全面和具体，本着“三个代表”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结合了新的形势，坚决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把我们党以往纪律处分方面的一些规定进一步条例化、制度化、规范化、具体化。与以往相比，我认为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新的条例经过实践并修改以后，对违纪的界限更加清晰，违纪的定性更加准确。明确指了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应该知道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如果做了不该做的，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纪律作为处在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之间的一种规范，应当起到拾漏补缺，弥补法律和道德之间空当的作用。在新条例中，很多条款注意了和法律法规的衔接，避免在操作中出现矛盾和抵触。如涉及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对失职、渎职人员的认定，都考虑的国家法律的规定，并具体明确了违反党纪后接受处分的流程以及纪律处分和法律制裁之间的界限和操作规程，使纪律处分条例在实践中有很强的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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