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长年累积起来的，与他从小生活在江南制造局内，这个中西结合的人事环境有关。当年的江南制造局就是中国“洋为中用”的传播西方科技思想和方法的最活跃的窗口，聘用了一大批外国科技人才和翻译人才，长年供职其中，共翻译了100多部西方科技类书籍，其中传教士傅兰雅在其中供职达28年之久。聂云台的父亲本身就是该厂的总办，系洋务大员自不待说，这个厂又是他的外祖父曾国藩和李鸿章一手创办的，他母亲与傅兰雅的夫人又是要好朋友，傅夫人后来就教聂云台和聂管臣读英文。在该厂洋技师的指导下，他又自学了电器和机械种种课程。这种中西结合的科技环境，对他来说是得天独厚的。所以他虽然未留过洋，也没有进过专门的技术学校，而他的“洋务细胞”却异常地活跃，因为他有了江南制造局这个成长的摇篮。一旦历史的大潮把他推向恒丰以及纺织业的领导岗位时，他的“洋务细胞”就自然而然地“爆炸”，甚至发生“裂变”。

　　一家私营工厂举办技术培训班，并选派技术优良的职工出国深造，这在当时绝对是新鲜事。而聂云台从企业乃至整个纺织业的长远利益考虑，不惜下大本钱投资技术职业教育。他在厂内办技术培训班共办了8期，请外籍专家讲授新技术、新方法，还与南通一家工业学校联手，培养技术工人，被他送出国培养深造的前后有数十人。这些早期受训的纺织界技术人才，许多人后来成了纺织界的精英和领导干部，其中傅道绅先是任纺织厂厂长，解放后担任西安纺织局局长，全国人大代表；任尚武(任弼时的侄子)，解放后先在恒丰当厂长，后调北京，担任中国纺织科学院的院长；黄炳奎、廖泰松都是恒丰的主要科技干部之一，后来也担任了某纺织厂的厂长。现在，聂家本身从事纺织业的人已很少了，但他们常常自豪地说：“1949年后许多纺织厂的厂长都是从我们恒丰培养出来的。”此话不假，而且这些精英大多没忘记恒丰这块老土地，几十年间，每逢出差到上海时，总要登门拜访一下老东家及其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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