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是长安第一任汽车办公室主任、第一任汽车部部长、第一任汽车分厂厂长、第一任汽车出口办公室主任的邓炳生，今年72岁。1958年作为长安负责锻造的技术员，他参与了吉普车的测绘和制造工作。

　　到了上世纪80年代长安军转民决定涉足汽车时，邓炳生正作为军品专家在叙利亚援外。一天他接到家（长安）里的一封信，让他赶紧回去，因为家里要做汽车，需要人手。一个星期后，交代完手上的工作，邓炳生回国接手了造车工作。

　　长安军品的研发之路为它们的自主造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借鉴经验，虽然长安缺乏汽车研发技术，然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自主造车还是比自主造武器容易了不少。“只要有资金，汽车研发起步时可以买技术或请人来做，但研发武器有时候花钱都买不来样品或请不来人。”

　　虽然技术可以买来，但被动依赖这些技术不是长安人的习惯。长安后来之所以能建立自主平台，应该归功于这第一代造车人从买来的技术中学到并积累起来的技术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长安造车负责人在广州出差时，忽然被马路上疾驶而过的两辆小卡车所吸引了。由于没有看清是哪个品牌的汽车，他们想也没想就掉头跟着那两辆车，最终把车买到了手，那就是铃木的轻卡。但是，在对整车全部测绘之后，长安人发现日本车的技术远比他们想像的要高，于是，他们决定引进日本铃木公司的技术。

　　不过，虽然与铃木的技术水平相差悬殊，但为了在合作中不被对方看出自己是外行从而太被动，在第一次谈判后，当得知做汽车的三个难点在于做发动机、仪表盘和驾驶室后，长安就开始针对这三项自己干起来，当时的依据只有那两辆车的测绘图纸。邓炳生就是那次加工的主要组织和参与者之一。据他回忆，当时由于驾驶室的外壳加工对于机械加工出身的长安来说难度很大，他们就请了重庆专做汽车修理的3403厂帮助手工敲出来。而发动机、仪表盘则由他们自己加工。发动机的机加工难度不是特别大，但在加工仪表盘时，长安没有那么大（承受10吨仪表盘模具加工重量）的机床，只好让吊车把加工件的一边吊起以减轻重量，把加工件的另一边放在机床上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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