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们在家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距离第一次谈判8个月以后,他们还是把两台组装好的小卡车开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其中一台车的发动机是日本原装的,但其他零部件都是中国的;而第二台车发动机是中国的,其他零部件是日本的。看到这两辆车,前来谈判的日方代表很吃惊,而中方则增加了不少与对方合作的信心和谈判筹码。
1984年,长安跟铃木签署了第一份技术引进合同。那时,国内另一家公司跟铃木合作采取的是引进总成国内组装的模式(SKD),而长安却坚持引进相关零件来组装(CKD)。“那个时候的技术转让费,我们谈的是每台车10美元,销售到1.5万辆后就可以不用交了。”邓炳生说在当时那是一个很划算的合同。
长安之所以一开始就敢坚持只引入技术含量高的零部件而不是全盘引进,还是因为那次短暂的造车,至少它让长安人认识了造车过程。
在长安的第一批车零部件组装时,包括螺钉螺母、座椅以及其他汽车附件在内的国产件就占了15%。为了更快地提升自己的技术,当时身为长安汽车分厂厂长的邓炳生规定,第二次引进散件时,国产化率要达到40%。为了实现这个指标,他们把需要国产化的零部件拿到相关的配套企业去,让它们与长安配合同步进行技术攻坚。一年以后,零部件的国产化率达到了30%多。“在零部件的国产化过程中我们学到了相关技术。”邓炳生透露这是他强调国产化率的根本目的所在。
作为长安第一代造车人,邓炳生和他的同事为长安微型面包车的制造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为长安在与外资合作中赢得了主动。长安微型车的主打车型——“长安之星”虽然脱胎于那个时代的技术,但由于长安微型车的销量早就超过了要交技术转让费的额度,因此长安之星成为长安能自主控制的“自己的车”,而这款车以及诞生其上的长安第一个自主开发车型“长安CM8”,不仅为长安赢得了可以依赖的利润,也为长安赢得了与他人平等合资的一部分筹码。尹家绪在跟外方谈判时就曾理直气壮地说,“你有你的特点,我也有我的优势。长安在中国微型车市场中只占1/3的份额,但我却可以连续几年获得整个微型车行业利润的80%多,这是你能做到的吗?”[5][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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