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彭作义不露声色。“他既没反对,也没赞成,是默认。”严回忆。
严旭很快认清了青啤华南当时的困境。
首先,是人员成本过高。青啤浸润已久的山东企业特有的齐鲁文化,不适应扩张的客观需要。即便在华南地区,青啤尚不能做到人员“本土化”。“当时公司特别缺人,所大部分员工都是从山东派来的,甚至连司机都是从青岛派过来的。企业负担非常重。”她做了个夸张的表情。
其次,包括珠啤在内的“地头蛇”们已经初步确立了竞争优势。
啤酒是区域性极强的消费品。在华南市场上,金威当时每吨利润可以达到900块,比现在的行业平均利润高出1—2倍。珠啤也借刚刚引入的利润极高的生啤生产线,在市场上风生水起。
此外,严旭也认为当时青啤华南与当地市场完全脱节,也是青啤卖不动的原因之一。
当时青啤华南有家分公司老总是日本人,在卖出了1千万瓶啤酒后,他只储存了1千万只酒瓶,指望依靠市场回收来解决后续的装瓶问题;这从存货周期来看,显而易见是不行的。严认为,根据市场经验,至少应该卖出去8千万瓶酒,才能保证1千万只瓶收回来。“当时因为这个,把市场旺季错过了一个月。”她说。
严旭上任后,很短时间内改变了不利的局面。
她总结成功的原因,首先是彭的扩张策略帮助了青啤华南站稳了脚跟。
“企业总有发展的初始阶段,这个阶段生存是第一,不是利润。先得把自己从婴儿变成泰森,否则别人手指一掐,就可以整死你。我们必须快速扩张,争夺市场份额。但这样又有个悖论,企业一扩张,技术、管理、资金和风险是随之而来。因为当时当地几家啤酒厂以联合低价倾销的方式对青啤进行强烈抵制,彭意识到必须缩小管理跨度,降低投资风险,解决公司超速扩张后的管理和控制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彭总决定在华南首先实施事业部制也是迫不得已的。”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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