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已经步入到了一个过剩的年代。

　　银行资金流动性过剩。虽然目前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10万亿元左右这一估计应该是不会有多大的误差。要知道，目前我国银行业的信贷资金余额到今年三月末也不过是30多万亿元。10万亿元过剩的流动性与30万亿元相比，显然不是一个小比例。

　　生产能力过剩。早在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就指出目前有11个行业生产能力过剩。最近，又有消息传出，针对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电解铝等四个行业，国家将采取更为严厉的调控措施。

　　固定资产投资过剩。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有所加快，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增长27.7%，比去年快了4.9个百分点。需要指出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这种加快，是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实现的。如果撇除调控的因素，实际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相信会高于目前的增速。

　　国际收入过剩。今年一季度，我国实现国际顺差233亿美元，外汇储备额在去年底已达到了8188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双双创出历史新高。单从这两个指标来看，中国似乎已成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富裕国家。

　　如果把上述几个方面的过剩联系起来观察，情况就会变得更加耐人寻味。形成生产能力的手段是固定资产投资，明明生产能力已经过剩，固定资产投资为什么还来大干快上呢？信贷资金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一个重要来源，固定资产投资已大干快上了，银行信贷资金为什么还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呢？而明明我们的贸易已出现了如此大的顺差，也就是说已有相当多过剩的生产能力已通过国际贸易转移到了境外，为什么国内还是有这么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呢？我认为，在这些过剩与过剩之间，我们至少应当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谁也不能认为，当今的中国已成为一个资金富裕的国家。银行资金出现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显然不能归结为整个国家的社会资金过剩。信贷资金流动性过剩的原因，首先是银行信贷资金的应用技术水平不够。社会经济的运行，其实还是需要大量的信贷资金的，但由于银行不具备控制此类信贷风险的技术手段，闲置的资金就不能够由银行投放到社会中去，这部分资金就只能无奈地呆在银行里，不断地增加已经过剩的流动性；其次，按照我国目前银行体制的设计，商业银行很难通过自主调整存款利率等手段，来主动控制储户的存款冲动，更不可能拒绝储户的储蓄要求。

　　一方面是没有技术手段充分运用资金，另一方面又不能减少或拒绝储蓄存款，流动性不过剩，那才叫咄咄怪事。统计表明，今年一季度银行已经用掉了信贷计划的50%，流动性过剩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至于说到固定资产投资过剩，其原因既有来自传统的一面，也有新的因素在发挥作用。一说到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我们往往认为这是地方政绩冲动的结果。

　　此言固然不虚，但固定资产投资居高不下且难以调控，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传统体制下，固定资产投资实际上是传统公有制产生的基础。政府通过集中社会积累，再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新的企业，传统的公有制于是得到发展壮大。

　　体制改革以后，虽然我们对于公有制的认识与界定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传统的公有制再生产模式并没有发生相应的重大变化，财政资金依然着重于再生产传统形式的公有制。经过不断的改革与发展，社会经济规模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国家与地方财政力量有了巨大的增长，而财政资金运行模式却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巨大的国家与地方财政资金依然循惯性投入到固定资产领域，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也就成了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

　　更为糟糕的是，这些固定资产投资因为有政府背景，商业银行传统上认为此类的信贷资金投放属于低风险投放，因此倾向于大力支持，这就为固定资产高速增长进一步提供了资金条件。固定资产投资如此高速增长，产能过剩也就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另外，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虽然不高，但因为有全局计划控制，重复建设问题虽然不可避免，但总算还有一个控制的手段。如今，这一手段虽然还存在，但效力却已大大减弱，各个地方自行其是，集中投资于相同的行业，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也就不可避免了。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所谓的过剩，是与消费不足紧密相联的。表面上，中国有着位列世界前茅的高储蓄率，但在这高储蓄率背后所体现的，恰恰是消费能力的缺失。由于财政未能充分承担起其应该承担的职能，如不能很好地解决居民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居民不敢消费；由于国民收入格局倾斜，就业者不能取得完全的收入，居民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消费能力；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社会成员的未来预期不确定，居民也就失去了消费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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