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回归，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代向商人们敞开了新的大门。

改朝换代的间隙，许多商人惊讶于新政府的宽容和厚道，从官方的文书上他们读出鼓舞性的涵义。暂时看来，这对他们是极有利的讯号，于是受惯衙门老爷压榨盘剥的怀疑者变得活跃起来。

荣宗敬比别人更能感受到这种变化，这个精于世故的青年有着非同寻常的观察力和判断力。看那无锡乡间工厂日夜不息的烟囱以及上海钱庄门前的如织人流， 经济复苏的景象跃然浮现。谁也没有想到，史所罕见的金融危机带来的阴影居然被政权更迭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令人充满期待的世界，经久弥漫的轻商思维也不复存在，看起来没什么比这更好了。

1912年开始的时候，街道复归车水马龙，一切回到原点，仿佛什么都未发生。也许更深远的变化还未到来而已。

破旧立新之际，没有理由不期待改弦更张。对于新世界，荣宗敬也有自己的主张。

没用多久，荣宗敬就收到来自官方的反馈。新成立的无锡商会会员名单上，荣宗敬和荣德生的名字赫然在列，这表明他们已经被纳入这个半官方组织，得到某种政治上的重视。尽管同期成为会员的商人为数众多，荣氏兄弟不过是其中两个小字辈，但他们还是对这种转变寄予了超乎想象的热情。

这年秋天，新政府在北平召开全国临时工商会议，荣德生以无锡商会会员的身份与上百名全国代表参会。国务总理赵秉钧派秘书与荣德生详谈，协商振兴实业的措施。

对呐喊的积极回馈固然可贵，但落到实处才见真意。对荣宗敬和荣德生来说，眼下最迫切的愿望不是国家若何，实业怎样，而是寻到一条摆脱企业危机的出路，毕竟，只有生存下来才能谈论发展。

过去的一年，荣氏企业频频遭遇损失，简直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即便广生钱庄永久地关上大门，也无法阻止危机继续蔓延。那年夏天的洪水在造成大面积棉花减产的同时，对小麦收成也造成巨大破坏，四溢的河水还光顾了茂新的仓库，对于面粉厂来说，不啻一个晴天霹雳。

尽管战乱之后的和平意味着粮食市场的春天，商人们迫不及待地开办面粉厂，但种种迹象表明，无锡正在失去作为面粉业基地的优势。一年来，荣德生反复考察，到北京开会之前已经拿定主意，要将新工厂设在更为开放、便捷、高效的上海——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平台。

到上海去

许多准备投身面粉业的商人一定与荣德生有同样的感触：上海这个城市对实业经营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在多数中国人眼中，这个弹丸之地魔力无穷，吸引着四面八方的资金、人力和商品通商交汇。不过，人们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强化“冒险家乐园”的时候，无意间忽视了它作为工业城市的种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那些最先发现这些便捷之处的先行者常常轻而易举地获得商业成功。

从1900年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厂阜丰在上海建立以来，到1911年的11年间这里已有民族面粉厂7家。而且，还有更多人打算来此开创面粉事业，其中便包括荣宗敬与荣德生。

兄弟二人在上海考察的间隙，流言蜚语在茂新面粉厂传开来。

原来，看到面粉业发展迅速，茂新办麦主任浦文汀和销粉主任王禹卿不满于做“高级打工仔”，私下计议脱离荣氏，到上海联合创业。浦文汀和王禹卿都是业务骨干，一个谙熟上游采购，一个在全国商埠关系亨通，在茂新创建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多年耕耘，浦、王二人掌握了茂新进出关键和各种关系，如果他们一走了之，茂新这座大厦必定不能支撑多久。

荣氏兄弟听此传闻，不免心中大惊，火速奔回无锡详查。在各种沮丧消息中，他们打听到一个有利因素：浦、王两家财力有限，东拼西凑勉强筹到2万元，到上海开办面粉厂，至少还需要2万。

荣宗敬放出话来，愿意出这笔钱。浦王两家几番协商，自感无力独撑局面，遂同意荣氏入伙。于是，荣宗敬、荣德生出资2万元，王尧臣、王禹卿兄弟出资8000元，浦文渭、浦文汀出资1.2万元，合计4万银元，到上海筹建新厂，这便是坊间所传“三姓六兄弟”创业佳话。

经过数月设备调试、员工招聘等准备工作，1913年2月，福新面粉厂开工，每日夜出粉1200包。厂内，荣宗敬威望最高，任总经理，统揽全局；王尧臣和浦文渭以股份多少，分别担任经理、副经理，负责采购、销售等具体事项；荣德生为“公正图董”，职位相当于总管。

有茂新在先，福新共用其采购、运输、销售体系，少走许多弯路。浦氏兄弟采取赊账方式以茂新名义统一收购小麦，由于茂新信用好，可以开具7天期商业汇票，小麦每日从无锡运往上海，隔天即可从福新厂出粉，装袋时打上“兵船”牌商标。

与此同时，王氏兄弟展开销售才能，打着“兵船”旗号四处预售，求购者众，产品尚未出厂，订单便纷至沓来，而且预付全额现金，偿付小麦汇票绰绰有余。

凡此种种，不仅解决流动资金困难，且极大缩短了生产周期，福新面粉厂发展迅速，很快在上海滩站稳脚跟。

“兵船”牌面粉

福新面粉厂开工数月，市场反映良好，产品供不应求，荣氏兄弟产生扩大生产的想法。恰好中兴面粉厂因经营不善在市场竞争中步履维艰，四处寻求收购。中兴面粉厂属于老牌工厂，生产能力不俗，但由于竞争乏力，无人愿意接手。荣氏兄弟趁机将其租来，租期10年，每日夜出产面粉2000包，贴“兵船”商标销售。

荣宗敬与荣德生善于借助外力实现自有产业发展，几番出手，无不展现过人才干。而租借老牌的中兴面粉厂颇有产业代工的神来之笔，更意味着新兴势力开始取代传统老厂而崛起。

然而，荣氏兄弟还不打算停止扩张的脚步。1913年冬，经过数月积累，他们手中小有闲钱，划拨10万两白银，在中兴面粉厂东面购地建厂，向恒丰洋行订购21部美制粉机，命名为福新二厂，年底开工，每日夜出面粉5500包。而此时，运营10个月的福新一厂已经实现赢利3.2万元。

此间正值上海面粉业大发展时期。1913年，上海新开3家本土面粉厂，本土面粉厂总数达到11家，资本总额230万元，日产面粉25100包，平均每家2282包。11家粉厂中荣氏占有或掌控3家，产能高出行业平均值，产品更是一骑绝尘，直接叫板大肆倾销的洋面粉。

当“兵船”面粉畅销国内时，人们多将荣氏面粉事业发达原因归于美制磨粉机，而忽略了其深层次的经营策略。

荣氏对信誉异常看重，严把质量关口，从源头抓起。

辛亥革命后，荣氏兄弟考察全国各地的小麦，综合比较后认为四川小麦品质最好，主选川麦做原料。他们制定严格的筛选流程，坏麦、熟麦、潮麦统统剔去， 将掺杂沙石逐一拣出，保证产粉质量。1911年，大水淹没茂新无锡仓库，荣德生下令将受潮面粉和小麦统统处理掉，仓库可能发霉的小麦全部不要，坚决不用工厂声誉换取眼前利益。

此外，因用麦量巨大，荣氏先后在安徽蚌埠，山东济宁，江苏泰州、扬州、常熟、镇江等地设立麦庄。荣氏有一个秘不外传的生意经：每逢新麦上市，就大肆抛售面粉，以压低粉价和麦价。

久而久之，荣氏面粉厂成为国内小麦行情波动的重要因素，大有操控市价之势。而那些单打独斗或规模弱小的面粉厂无力屯麦，只能听凭摆布，在麦收季开工，其他时间停产。利用这个“时间差”，茂新、福新从竞争者手中轻而易举地夺取面粉市场的半壁江山。

如此种种，“兵船”牌声誉日隆，成为国产面粉品牌的佼佼者。与此同时，本土面粉厂纷纷使用英美机器，极大提高生产能力，拉低市场价格，对洋面粉倾销形成正面阻击，迫使进口量逐步下滑。

随着1913年的结束，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随之到来，面粉业毫无疑问地走在前面。

撤股与创业

荣宗敬和荣德生是抱着同样理念和信心去经营振新纱厂的。

从外在环境看，“一战”爆发后面粉业的情形也出现在棉纱业，荣氏兄弟意气风发地制订了棉纺工业发展计划，决意将振新纱厂的产能提高几个台阶。然而，作为管理者的他们太过单纯，忽略了“产权掣肘”，毫无意外地遭到保守的董事会的否决。

1914年的一天，振新纱厂召开董事会，荣德生第一次提出那个发展计划：增机扩建，发展4家工厂，无锡振新一厂、二厂设在上海，三厂设在南京，四厂设在郑州，纱锭数量随设厂数相应提高，由3万增加到30万。荣德生刚说完，董事会就炸开了锅，股东们几乎一边倒地反对他。

反对者毫不避讳地指出自己唯一目的就是赚钱，如果按照荣德生的方案，将赢利滚动投入建新厂，永远无法分到现钱。这些人并非全是鼠目寸光之辈，有些身兼洋买办等职，只是在风雨飘摇的时代缺乏安全感，所愿无非人财两全，都是抱着赚快钱的心理投资，所以会联合反对荣德生。

1914年秋天，关于发展计划的纷争上升为诉讼。大股东荣瑞馨以账目不清为由要求查账，并暗中联络其余股东，要求将振新盈余以现金形式发放红利。协调无果，荣氏兄弟认为留在振新于人于己都是折磨，决意退出，重新创业。

年底，在无锡商会的见证下，振新拆股，荣氏兄弟用振新股份与荣瑞馨所持茂新股份互换，最后尚余3万余元留在振新，以示不忘创业之情。

荣宗敬发愿：“我能多买一只锭子，就多得了一支枪。总应在50岁时有50万纱锭，60岁时有60万，70岁时有70万，80岁时达到80万。”在他心中，此乃进军纺织业的宣言。

荣氏兄弟撤股出来时已到年底，国内棉纱市场正处于变革前夜。因战事牵连，交战国由生产过剩转入生产不足，纺织品紧缺，致使价格急速攀高。一夜之间，由倾销转为进口，曾经在中国市场铺天盖地的洋纱、洋布转眼间消失无影。

突如其来的改变让中国棉纱界一派鼓舞，各家工厂加紧扩张步伐，争抢洋人留下的市场空白。因供小于求，棉纱厂获利倍增，社会上流传“一件棉纱赚一只元宝”的说法，虽有夸张成分，亦可见此项事业诱惑力之大。

转过年来，面粉厂筹建有条不紊，荣氏兄弟开始把更多精力投放到纺织业。

荣德生笃信风水，反复查阅典籍，希望为新工厂寻找一个上佳位置。一天，他从《杨公堪舆记》上读到这样一句话——“吴淞九曲出明堂”，大意是说吴淞江经过九道转弯，将有一块风水宝地。荣德生按图索骥，果然在周家桥发现吴淞江第九道转弯，于是笃定地认为，此处便是理想的建厂之所。

当时的周家桥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芜之地，几经考察，发现唯一勉强可以充作厂舍的只有一处破落的场地。这是一位意大利地产商的产业，不久，意大利商人开价41000两，挂牌出售这块场地。荣氏筹资将其买下，开始打造自家的纺织厂。

荣氏从振新纱厂得来一个教训：稳定的组织结构是正常经营的保障，必须在企业拥有绝对控股权才能有效开展工作，企业需要上下一心。于是，在招股时，荣氏兄弟保持55%股份，另一位朋友持股25%，其余20%为散户所持。

1915年10月，当36台英国进口纱机开始转动起来的时候，历时5个月的筹建工作宣告结束。荣宗敬、荣德生为该厂定名“上海申新纺织厂”，即申新一厂，作为其棉纱事业的新起点。

申新的组织形式别具一格，与多数企业采取的股份制公司形式不同，它采用了股份无限公司的形式。企业不设董事会，股东会亦无大权，经理总掌大局，对企业全权负责，甚至拥有不经股东会改组企业的权力。

这种组织结构的优势很快显现。申新开工仅两个月，1915年底即实现2万元盈余。企业利润节节攀高，到1916年利润达11万元，1917年达40万元，1918年为80万元，1919年达到100万元。

“棉纱大王”

申新纱厂旗开得胜，鼓舞了荣氏增建新厂的愿望。1917年，兄弟二人意欲在无锡茂新面粉厂附近建造纺织厂，厂址迟迟未定之际，听闻上海恒昌源纱厂盘让出售，无论从成本、时间、效率等角度考虑，现成纱厂的诱惑大大高于自建工厂，于是荣氏兄弟紧急赶往上海探察。

最后，荣氏兄弟以40万元买下恒昌源，改造后更名申新二厂，于1919年3月正式投产。

两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抵制洋货运动风起云涌，纺织业获得空前的市场契机。耐人寻味的是，在荣氏兄弟经营之下，恒昌源生产颇有起色，迅速占据日纱消退后的市场空白。日资建造的纱厂为华商收购，并成为阻击日纱的主角，这在中国商业史上恐怕是破天荒的纪录。

随后，荣氏赶回无锡，在振新纱厂旁觅得土地，筹备申新三厂。

建厂期间，荣氏兄弟又前往湖北汉口，投资150余万元，筹建申新四厂。1922年3月，申新三厂、四厂同时开工生产。

筹建申新新厂期间，荣宗敬召集华商纱厂联合会同仁，积极筹建纱布交易所。

当时棉纱期货交易被日商控制，荣宗敬建议，各厂绝不从日商取引所采购棉花，凡在取引所买卖棉纱的商号或掮客，一律断绝往来，并在报上刊登说明。各纱厂早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如今有荣宗敬带头，自然群起响应，募集200万元，组建纱布交易所，荣宗敬、穆藕初担任理事。

申新出品“人钟”牌棉纱质量上乘，广受欢迎，被列为纱布交易所标准样纱，也带动“人钟”牌布线销量。“人钟”牌产品畅销国内，为荣氏兄弟赢得“棉纱大王”称号。

衣食上坐拥半个中国

上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三新财团”一定是个让人眼前一亮的词汇。作为荣氏兄弟数十年打造的茂新、福新、申新系统的统称，“三新财团”雄踞面粉、棉纱两界，分别占据全国面粉、棉纱产能的1/4和2/7.

1921年，上海江西路耸立起一座英国城堡式建筑，即茂、福、申总公司所在地“三新大厦”。作为荣氏“大本营”，这幢耗资35万元、占地2.8亩的办公大楼高三层，楼顶插公司旗帜，风光气派，在当时，恐怕只有“状元企业家”张謇在上海建造的南通大厦可与之比肩。

三新总公司实行总经理(荣宗敬)负责制，对茂新、福新、申新系统的采购、供应、销售、资金和人事进行统一管理。各厂经理每日中午到总公司开会，报告生产经营状况，领取指令，然后分头行动，通过电报、电话将指令传至上海、无锡、济南的工厂。从规模和做派上讲，颇具现代企业风范。荣宗敬发号施令，俨然企业“教父”，也曾难掩意气地说：“从衣食上讲，我拥有半个中国。”

自1902年投身实业，荣氏从资本5万元的保兴面粉厂起步，到1922年，经历20年的时间，已发展为资本上千万，更是近20家面粉、棉纱工厂的产业巨头，为数十万员工提供工作岗位。

在国贫民弱的时代，三新总公司的出现不禁令人眼前一亮，其代表着民族工业的最高发展水平。荣氏兄弟更是被誉为国内实业界的“骑士”，他们的创业故事被日本人写入小学课本，就连一向低调的荣宗敬也认为自己的事业“几满半天下”。

摘自《荣氏百年：中国商业第一家族》

杜博奇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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