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生是位成功的创业者，从房地产“老大”到广东天地食品集团总裁到“猪肉大王”，再到屠夫学校的校长，陈生在这几个角色间华丽穿梭，游刃有余。
　　北大毕业卖猪肉的，陈生并不是第一个，但是把猪肉卖出北大水平，分店遍及全国各地的却只有“猪肉大王”陈生一个。陈生喜欢把自己在“土猪壹号”之前的所有创业尝试统称为谈恋爱，“谈了几个，直到找到自己最心仪的那个结婚”。

　　无往不胜

　　1984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州市委办公厅上班。推动我下海的主要原因还是收入。记得第一年我的月工资是86块钱，比不过企业工人(300块)，更别提个体户了。当时我哥在广州火车站的农贸市场卖鸡，一天都能赚30到50块钱，月收入是我的十倍之多。虽说那时候物价低，可每月86块钱，我去哪里找尊严。

　　在市委待了两年后我准备回湛江市经委工作，谋求一点改变。虽说我打定主意下海，但我依然选择继续留在体制内。我是一个思想比较激进，行为超级保守的人，想的多而做的少。毕竟当时跟现在不同，公务员下海赚钱被看成是一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另外，我隐约觉得我还缺乏一些关键性资源，当时就算去当个体户，也未必能做好。

　　现在回想，几年的体制内工作经历对我创业有很大帮助。我在市委时就职于综合部，主要负责给领导提供信息和调研。我可以到处调研，了解社会百态、经济民生，对我的早年积累帮助很大。我在机关和国企待了五六年，一直没有入党，领导也没少劝我，我就赖着、拖着。当时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党员下海经商，我这么做也有出于创业方面的考虑。

　　真正促使我义无反顾下海的是，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经济改革将走向何方》，提到“市场经济”这个敏感词。我不过是自我欣赏，但领导看见后大发雷霆，把我臭骂一顿。放在今天，那算个什么事儿呀。

　　得知我要下海，科长还比较支持，上一级领导就急了，大会小会批评我，说我人心不足云云。给我更大压力的是我母亲，她跑去单位又哭又闹，因为她曾是一位下海失败者，不愿看我走她的老路。所以我办了停薪留职，保留公务员身份。

　　最初我没有选择当时最流行的个体户，而是先做外贸，也不管什么品类，只要赚钱就好，坚持了半年。后来又去种菜，也没做长久，不过有了原始资金，到1990年，我攒了大概100万元。当时正是房地产起步阶段，市场挺红火的，不过我这点钱肯定不够，于是又去一家国企房地产公司，继续打工。两年后公司利润就达到2000万元，突然觉得房地产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做。那个年代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根本不需要什么房产证，就是在那炒地皮，炒房子。后来我就跟老板讲，这是国企，利润再高，我薪水一年也就一万，十年才十万，钱都是国家的。我就跟他讲，干脆让我出去创业算了。

　　1993年，我成立湛江市新光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找了个朋友，他出钱，我出力，赚了对半分。三个月后我的钱还没派上用场，就连本带利赚回来了。到1996年，我们公司已经稳居湛江房地产市场前三强。麻烦也随之而来。虽然在房地产生意上投一块钱可以挣好几块回来，直至今日甚至还是这样，但这个生意跟机关工作很像，要面临复杂的人际关系，需要应酬、送礼啊等等，这不又绕回去了嘛!以前我穷，也许我什么都能做，到了这个时候，我应该选择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做。我都有几千万了，我需要去求人吗?所以我选择逃离。

　　1996年之后我在房地产业就放下了，寻求其他的创业方向。说老实话，创业是一步步摸索出来的，也需要一点机遇。

　　先是做酒。酒这个行业其实不太适合创业，因为高端的酒我们做不了，需要品牌和历史沉淀，低端的酒又做得太辛苦。之所以说做酒是我创业的阶梯，是因为后来在做酒的过程中发现了做醋饮料的机会。记得1997年的5月15日，我听说有位国家领导人来到广东，拿醋与饮料兑着喝，一下子整个广东开始风靡起来。我很快想到，既然大家有这样的需求，与其大家自己兑，不如我兑好卖给你。这就是机会啊。当时我正好进了一些设备，准备生产汽酒，加上原有酒厂的设备，19天后(也就是6月4日)产品就出来了，到产品成熟也就45天时间。虽然质量还是存在一点问题，口感说实话很差，产能也很有限，每小时就500瓶(现在天地壹号每分钟2000瓶)，但不影响它卖得好，三个月就实现赢利，当年销售额2000万元左右。今年恐怕要超过10个亿。

　　但我并不满足。2004年，我开始养鸡。养鸡期间，我看到陆步轩卖猪肉的新闻，北大校长许智宏接受采访时还说，北大学生既能做国家领导人也能卖猪肉，但我那时候还没想到做这个。直到2006年，发现养鸡这个行当很辛苦，虽然养殖没有问题，但是在流通上出现大问题，产品没有进入农贸市场，缺少自己的销售终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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