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全国人民都不太富裕。我家费了两年的劲攒了200多块钱，结果全让我给同学赔医药费了。我爸怎么想怎么生气，手里拎着一个笤帚疙瘩追我，把我撵得满街跑，丢人现眼不说，还显得我特别没理。那天，我断定：我爸肯定不是亲的！

　　那个时代流行写标语，经常听见有人说某某墙上有什么标语。我决定写一条标语批评我爸。我在学校捡了一些粉笔头，在胡同里找个僻静的墙角，义愤填膺地准备写标语。我开始想写：“打倒范承业！”转念一想，这样写容易暴露目标，灵机一动，我在墙上奋笔疾书：打倒我爸！

　　我爸一如既往地上班、下班，对“反动标语”无动于衷。没有成果我是绝不甘心的，一计不成，我就琢磨第二个计策。距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皮鞋厂，鞋厂的仓库里堆着很多木头轴子，木头轴子上面一般卷着很多皮料。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好地方，于是，我选在一个傍晚的时候，悄悄地溜进这家皮鞋厂的仓库，躲在木头轴子里，幸灾乐祸地期待着“第二次革命”的战功。

　　正是深秋季节，东北的深秋已经很冷，没多久，我就冻得浑身发抖。成功的前提在于坚持，我在仓库里找了一根草绳子，把草绳子系在腰上，回想那时候的造型，跟街上赶大车的车老板差不多。虽然已经是全副武装了，但是，寒冷还是难以抵挡。

　　鞋厂旁边有一个小杂货店，门口吊着一个电灯泡，24小时营业。

　　那一晚上，我一会儿进一趟杂货店，店里的服务员看着我直犯嘀咕：“你不买东西，大半夜了，总在我这捣腾什么？”其实，我进杂货店是看“点”来了。杂货店的墙上挂了一个钟，我盼望着这个挂钟的指针快点儿走，好扩大我的胜利成果。为了对战局的情况了如指掌，我悄悄地跑回家去，从后窗户向屋里看。

　　屋里空落落的，只有我妈一个人，我看见她坐在炕上正抹眼泪。我爸、我哥还有我姐都没在屋，估计是找我去了。看来，情况比较理想，为了更加理想，我原路返回。我家住在铁路边上，漆黑的夜里，我独自走在铁轨下面的枕木上。忽然，我看见一个黑影向我走来，这个人可能是我爸，想到这儿我撒腿想跑，对方问了一句话，我一下子站住了。

　　“是小伟不？”

　　那是地地道道的爸爸的声音，我犹豫了一下，说：“是。”我爸没吭声，却“哇”地哭了出来。我长到11岁，没听见爸爸这样哭过，接着我也哭了，很奇怪，我心里顿时浮出一阵温暖：这人不是后爸，确实是我亲爸。

　　长大以后，每逢大事儿，我总喜欢跟我爸唠嗑。记得我连续上了几年春节晚会之后，所塑造的角色渐渐有了一些特色，人物不再简单化、符号化了，心里挺高兴的，就是这个时候，我接到了何老师写的小品《拜年》。拿到本子的时候，我发现乡长这个人物比较单薄，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台词，就想跟何老师商量，能不能再加几句台词。这时候，我爸爸看了剧本，他说：“别在词上争了，词少肯定有词少的道理，还是排练的时候把人物演好吧。”接下来，他给我讲了他们单位分鱼的事儿。他说：“我们工会一共十几个人，年底分鱼不像分别的，分别的容易平均，分鱼有大有小，每到这时候，我都让别人先去挑，结果，剩下的往往不是最小的那一条。”

　　我爸说：“你做事儿先让别人舒服，结果你也挺舒服。”

　　老实说，当时我对我爸的话不太理解，后来，经历了一些事儿，看了一些书，我才忽然发现，我爸的话里竟有点儿老子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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