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工人，打工仔，千万富翁，这些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身份8年间在侯晓军的身上神奇变换，这位年届40遭遇下岗的普通中国工人，也在8年间创造了一段颇有传奇色彩的财富佳话。

　　1999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西安，侯晓军作为西安下岗工人创业代表参加了欢迎活动。随行的美国记者问他：“你下岗创业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当时他的回答很是体面：“是服从国家经济调整的需要。”此次面对记者的采访，侯晓军笑着承认：“其实我是被逼出来的。”

　　当年的被迫下岗，如今的侯晓军心存感激

　　“中国人讲四十不惑，而我四十岁的时候，却碰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最痛苦困惑的事情——下岗。”

　　1994年6月，古城西安已经热浪滚滚，而侯晓军的心却像掉进了冰窟窿。

　　1975年参加工作，在邮电部第十研究所电讯元件厂工作了近20年的他，终于在这个夏天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对于已经习惯在工厂干活、从工厂拿钱的侯晓军来说，离开工厂怎么生活，20年来从未想过。在家闭门不出、闷头大睡了半个月后，他终于痛苦地意识到：要自己出去谋生了。

　　干什么呢？正好侯晓军的一位朋友处有一批积压的落地电扇，每推销一台可以赚10元。家庭和工厂两点一线生活了20年的侯晓军对推销一无所知，只好硬着头皮走出家门。

　　冒着炎炎烈日，侯晓军一家商场一家商场地问，流汗不怕，让他受不了的是不断遭遇的拒绝和白眼。转机出现在解放路的一家商店里，一个小伙子很热情地说：“等一下，老板马上就来。”受够冷眼的侯晓军非常激动，更让他感动的是老板爽快地要了100台风扇。这个上午，侯晓军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赚了1000元，比他在工厂当车间主任时工资多一倍还多。

　　但这样的机会毕竟太少了。随后的一年里，侯晓军推销过各种商品，但终于没能养活自己和家人。等到身上仅剩600多元钱的时候，侯晓军想，我必须去寻找新的机会了。1995年10月，他踏上了南下深圳的火车。

　　回忆初到深圳时的情形，侯晓军只有苦笑：“对于只有一张高中文凭、年过四十的我，深圳的机会并不比西安多多少。”举目无亲，侯晓军整整60多天没有找到一份工作，兜儿里家里人凑起的1000元钱已经所剩无几了。

　　“尽管没挣到钱，可我从没有放弃的念头，总想着会有机会的。”终于有一天，一张招聘电子玩具厂厂长的广告吸引了他的视线，和对方一联系，才知道厂子还没有建起来。侯晓军毫不犹豫地找上门去毛遂自荐，对老板谈了自己车间主任的经历，并对企业的管理和建设提了不少建议。“大概是我的勇气和十几年当装配工的经历起了作用，这位老板当场决定聘用我负责生产流水线的设计和工程安装。”

　　工资多少都没讲，侯晓军就干了起来。水土不服，身上起了疙瘩、腿上长了疮，但侯晓军没日没夜地泡在车间里。半个多月后，满手水泡的他竟然一个人完成了简易玩具流水线的设计和安装。

　　老板很快提升他为管理生产的副厂长，月薪1500元。“那是我有生以来的最高工资。这1500元我终身难忘，因为来的太不容易了。”由于股东原因，这个玩具工厂不久就关闭了。不过，这段经历给了侯晓军从无到有开办企业的完整经验。不久，他又在一家只有几十人的彩印厂找到了工作。

　　“名为‘经营部’经理，其实就是到处拉印刷业务的活儿，装备只有一辆破烂自行车。”有了从前的推销经验，侯晓军这次老道了许多，他敏锐地发现，对没什么技术力量的小彩印厂，大批量的矿泉水瓶是主要的业务机会。

　　于是，在深圳繁华的大街上，人们常常看到一个中年男人骑着辆叮当作响的破自行车，狂追着驶过身边的一辆辆公交汽车，还不时停下来记着什么。那是侯晓军在忙着抄公交车上瓶装水厂家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在其他同事疲于寻找一次只能印一两盒的名片、包装纸、包装盒的时候，侯晓军却拉到了大批瓶装水商标印刷业务。这一回，侯晓军独辟蹊径的生意灵感获得了可观回报：彩印厂老板决定，将厂里15％的股份划给侯晓军个人，参与年底分红。

　　这段苦乐经历磨练了侯晓军的经营意识。他发现，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广东，随着汽车进入家庭，与之配套的汽车服务业正逐渐成为朝阳产业，他自己就眼看着一些小小的汽车装饰店很快扩展了门面，增加了员工。这些眼皮底下的成功案例刺激了侯晓军，终于有一天，他决定回西安，自己创业。

　　1997年春节，侯晓军怀揣着在深圳打工挣来的5万元创业资本，回到了西安。

　　创业古城，汽车装饰公司“傍”着大经销商开

　　侯晓军发现，尽管汽车开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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