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电影《寡头》中，“翻版”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躲过了死亡，在闪光灯和豪华轿车的簇拥下，他风光地回到俄罗斯，开始追求更刺激的人生。但在现实中，流亡英国的别列佐夫斯基没有回来，他的生命终止在3月23日，伦敦近郊阿斯科特镇寓所内的浴室地板上。人们说他抑郁，被掏空了家底，而且渴望踏回俄罗斯的土地。

　　“我想回到俄罗斯，这比其它任何愿望都强烈……我失去了意义……我67岁了，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被发现死亡的前一天，他对美国周刊《福布斯》的记者说。克里姆林宫说，别列佐夫斯基曾在去世前致信总统普京请求原谅——13年前，他曾帮助这个人登上总统的位置，但很快，他又被一脚踢开。

　　别列佐夫斯基的死因仍然存在疑问。发现他的保镖说，浴室的门被从里面反锁。警察说，现场没有争斗的痕迹，也没有破门而入的线索。尸检报告显示，死亡的原因“与上吊相吻合”。在他的遗体旁，也发现了一条围巾。无论别列佐夫斯基的死因为何，都意味着这位俄罗斯现代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人物之一戏剧性的人生戏剧性地结束。

　　这是别列佐夫斯基亲手为自己构造的生活，设计，算计，错误地算计。他有数学家的背景，专长于决策理论与优化，并用数学为选择之策建立模型。他将这些模型运用到自己的生活，甚至自己的国家，就好像面对一个巨大的棋盘，在上面挪动棋子。他想象自己是俄罗斯政治的首要操纵者：他不是最显赫的国家政客，而是操纵这些政客的“木偶大师”。他珍视自己“终极寡头”的形象，培育关于自己影响力与权势的传说，并利用这些迷思获得真正的权力、金钱与影响力。

　　他是“俄罗斯寡头”的经典化身，他给作家和影视剧作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一直到他于2000年离开俄罗斯之前，真实的他与被神化的他之间的界线一直都是模糊不清的。别列佐夫斯基对此并不反对，他的英国护照上，甚至借用了电影中的他的名字：“普拉冬。”别列佐夫斯基的“最高权力掮客”形象令克里姆林宫可以轻而易举地妖魔化他，而他的死也为俄罗斯领导人除去了一个最有用的敌人。

　　别列佐夫斯基是20世纪90年代的缩影，那些年的俄罗斯充满了机会、无情、多彩和个人主义。他在不确定与危机中发迹，躲过了几次暗杀，扩大了自己的权势，他利用的是紧随苏联解体而来的混乱局势和市场经济的不足。与其他几位俄罗斯寡头不同，他渴望的不是拥有那些资产并将它们传向下一代，他不曾正式地拥有过他所控制的那么多东西。别列佐夫斯基不通过股东登记册来操作这一切，而是通过亲手任命手下关键企业的管理者。

　　在别列佐夫斯基眼中，金钱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他的主要活动——设计和玩政治的副产品，这个过程令他感到愉悦。就像炼金术师一般，他将人脉变成金钱，又将金钱变成影响力。他靠卖汽车赚来人生第一桶金，并结识了苏联解体后的第一位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女婿，并得以涉足权力的圈子。别列佐夫斯基掏钱为叶利钦出版回忆录，并定期上缴海外售书所获的版税——真的版税还是假的，没人知道。

　　他说服叶利钦和他的家人将“第一频道”（ChannelOne）的实际控制权交给他，并承诺改造这家俄罗斯主要电视台，使其为他们服务。然后，他又劝说克里姆林宫将西伯利亚石油公司（Sibneft）以低得不能再低的价格卖给他和他的合作伙伴，用来为“第一频道”融资。这家媒体成为他的生硬但却有效的宣传工具。“我从来没有把媒体看做生意，而是把它看做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强大工具。”他在接受一家电视采访时说。在他与商业竞争者的斗争中，“第一频道”也成为一个“武器”。

　　1996年，别列佐夫斯基促成俄罗斯七寡头集结在叶利钦背后，运用他们的金融与媒体资源，助其赢得连任。几年后，他还参与了叶利钦对普京的选择并扮演了关键性角色。他用他手中的金钱和电视台帮助普京问鼎克里姆林宫。他如此高调地显示他的影响力，或许，这就是他曾经扶植的人后来转而与他敌对的原因。

　　流亡伦敦后，别列佐夫斯基曾努力寻求报复，但他积极的战斗姿态反而给了克里姆林宫更多理由。他最后的博弈是针对前生意合伙人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发起的50亿美元的法律诉讼。最终，伦敦最高法院的法官认为别列佐夫斯基提交的证据是不可靠和相互矛盾的，驳回了他的诉讼。这场输掉的官司留给别列佐夫斯基几百万美元的诉讼费账单和精神上的重击。

　　与金钱的损失相比，给别列佐夫斯基造成致命之击的更大原因，是自认为主宰游戏的人输掉了这场游戏。就像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电影《防御》中的主人公——象棋大师卢金以跳出浴室窗外放弃自己的比赛那样，别列佐夫斯基或许也感到了无路可走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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