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中，有人指责企业家王石关于赈灾为常态的说法：“公可跨世界之高山，然则可跨汶川之一坟乎？道义不存而富，是为为富不仁也！”赈灾的义举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也属于义商的传统，但是如果要求企业赈灾一定要采取某种特定的形式，善款一定要达到某个标准，那也是强加于人。“为富不仁”原本是一个客观现象，并非绝对是“道义不存而富”的同义语，当然，这需要对“为富不仁”进行新的解释，对企业家的在商言商表示理解。

    “为富不仁”出之《孟子·滕文公上》，孔孟一家，都讲仁道。不过“为富不仁”不是儒家的结论，而是孟子引用鲁国正卿季桓子的一个家臣阳虎的话：“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从孟子这篇文章的上下文来看，并没有直接去批驳它的意思。学者的注释中往往也要特别注明，这里的“为”是动词，是求致的意思，在求富的过程中不能用仁义的标准来要求他，反过来也是一样。赵岐的注解说的很明白：“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既然社会允许“为富”，那就要容忍人家按自己的“道”行事。“不仁”并非是“为富”的属性，而是说人家不能按照仁道“为富”。如果我们把为富不仁理解成无商不奸，两者就成了：求富贵的人都不仁爱，施仁爱的人都不会富贵。这显然过于绝对。后来，“为富不仁”渐渐被用来指称富人唯利是图，不顾他人死活，以至于成了无商不奸的渊源，这可能是因为国人生活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长期以均贫富为理想，也与统治阶级长期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有关，当然不能算是仇富心理的沉淀。

    其实，俗话中“亲兄弟明算账”和“为富不仁”的意思很接近，“为富”与“为仁”是两码事。一方面，既然两者各有各的规律，如果它们不按照应有的规律办事，也就达不到各自的目的。我国民间的商人历来有朋友之间可送一头牛，而生意场上不让一根针的习惯，“为仁”的情是情，“为富”的理是理。用现在的话说，竞争是残酷的，市场不相信眼泪。在企业管理中如果打不开情面，为裙带关系所累，那效率与效益肯定搞不上去。要想真正把企业做大做强，只能按市场规律竞争。另一方面，由于人自身能力或者注意力的局限性，“为富”与“为仁”在同一时刻只能择其一而行之，不能一手画方一手画圆。如果一心二用，两件事情都办不好。“为富”与“为仁”各自的规律决定了谁都是敷衍不得的，当各自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时，即使当事人想敷衍也难以两全。例如公平与效率的二律背反。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独立的经济政策都很难同时解决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只能在公平优先或者效率优先中做出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为富不仁”是较早发现这种二律背反关系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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