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赚钱，很多人都会。信大义，行大义，却并不是每个人都明白的。君子之为君子，圣人之为圣人，即在于他们较之于我们常人，更明大义

    《论语》里仁第四篇第十六章：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此语翻译成白话儿就是：“君子应该明白大义，小人可以只知道小利。”

    这句话是孔子学说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一句话，很多学者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此话进行了不同的阐释。到了宋朝，宋儒更是将“义”和“利”尖锐地对立了起来，把国家治理中的理财，视为小人之利加以排斥。这直接导致了近五百年中国国力的没落。那么，孔子所说的“义”和“利”，其本意到底是什么呢？

    国家之利是“大义”

    孔子生活的时代，如同现在的欧洲，虽然多国林立，但国力基本差不多，各国间彼此竞争得很厉害，而竞争的不外乎是人才和财力。当时与孔子交往的，除了孔子的学生，就是各国的国君和一些高官。所以，孔子言语中所说的“君子”，就是特指孔子心目中品德高尚的管理者；“小人”，则对应一般的庶民和品德能力一般的管理者。这两者之间，没有褒贬之分，只是分工不同。孔子终其一生，就是想把自己的弟子培养成管理者，也就是君子。

    当时的诸侯，多想做霸主。他们请教孔子，就是希望孔子能告诉他们如何快速实现短期利益。而这，恰恰是孔子所鄙视的。孔子更希望各国诸侯能够注重一个国家的长期利益，即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去驱使人民进行战争或剥削人民供养自己。基于此，孔子才反复强调义和利的区别。

    孔子的弟子曾参在其著述《大学》中，对“义利”做了细致的解释。他引用鲁国著名政治家孟献子的话：“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告诉大家失去财富比失去正义要好。曾参总结到：“做了国君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这必然是有小人在诱导。而那个国君却还以为这样的小人是好人，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事，结果国家必然天灾人祸一起降临。这时，即使有贤能的人，也没有办法挽救了。所以，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货物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

    孟子和梁惠王的对话，进一步诠释了孔子对义和利的态度。《孟子？梁惠王上》记载：孟子去见当时已经内外交困的梁惠王，惠王马上迫不亟待地半调侃半认真地说：“老丈不远千里而来，将使我国有所获利吗？”孟子回答：“大王！何必一见面就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大王问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问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一般人士和老百姓问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其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其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车，在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车，他们拥有的不算不多。可是，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他们就会满脑子想着如何夺得国君的地位，永远不会满足。反过来，从来没有讲仁的人，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

    董仲舒把这句话解释为：“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意思是：身居高位的管理者应当明白大义并推行之。因为管理者拥有教化人民的责任，所以在制定社会规则和处理纠纷时，必须以大义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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