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商界 发布时间: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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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谁,想要见到杨受成都不容易。
这位香港英皇集团主席的办公室设在29楼,是整幢英皇大厦的最高层。事实上,电梯只能到28楼,想要见他的人需绕过前台,再沿着“之”字形的楼梯步行到上一层。
办公室大门往往是紧闭的,几位秘书的座位紧邻门口。“大家需要预约见他,为争取时间,有时得在门口等候。”英皇一位工作人员说,69岁的杨受成,现在还依然保持着每个工作日都到办公室上班的习惯。他的办公室内设有监视器,可以看到门外等待的人,而他每天都在这里和不同的业务公司负责人一对一开会,少则15分钟,多则不超过一小时。
那么,办公室为何设在没有电梯的第29层?“为了锻炼身体。”工作人员笑着说。可能连他自己都知道,这是句不折不扣的玩笑话。
在香港商圈,杨受成的地位举足轻重,其旗下的英皇集团迄今在香港已有5家上市公司,附属公司及分支机构约500间,雇员约7000人。其中,最为外人熟知的,当属英皇娱乐。尽管杨受成掌控下的娱乐产业制造了众多像谢霆锋、容祖儿这样的当红明星,但作为老板的他,却更愿意深藏幕后,从不轻易走向台前。
在商界生涯里,杨受成几乎拒绝了所有对他的深度专访,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我是一个生意人,不应该太高调。”然而,在娱乐和商圈摸爬滚打的他,避免不了媒体和公众对他的窥视与审判。在口口相传的叙述中,杨受成就如其没有电梯到达的办公室一样,神秘如谜。很少有人知道,在幕后掌控英皇这杆大旗的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一块精准的表
出生于香港,成名于香港,啸聚财富于香港。杨受成的人生轨道,就铺设在这个诞生了无数财富英雄的金融之城。与同辈的富豪一样,在他身上,你可以轻易找到香港痕迹,最显而易见的,莫过于当他讲起普通话时,那挥之不去的港式口音。
“今天一直在开会,我每天就是被各种各样的会议占据。”杨受成的普通话标准度在港人平均水准之上,语速不疾不徐,但声音里似乎有些疲惫。时钟指向下午5点,在此之前的一天里,他已经开了五六个会。
杨受成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身材匀称,看不出肚腩,身上的黑色西装显得恰到好处。不同于传统印象中衣着随意的娱乐界大亨,他平时都是穿西装来公司。“平时有很多人来见我,我觉得穿休闲服装会不尊重这些客人。”杨受成解释道。翻开英皇集团的介绍手册,杨受成把集团旗下8个业务板块一一念出,从金融、地产到传媒出版、娱乐电影、饮食,英皇集团几乎覆盖了衣食住行的每个环。
这其中,起家的业务是钟表。父亲杨成在1942年开设了“成安记表行”,作为家族长子,杨受成帮父亲把本行做大,并从1970年代开始,逐步拓展其他业务。
某种程度上,杨受成自己就像一块工艺精湛的钟表,他作息规律,每天的工作时间都严格切分,由专门为他服务的主席办公室统筹。夏天,杨受成每周游泳五六次,冬天做气功、跑步,锻炼不会间断。这种精确的时间安排,甚至涉及到了他的身后事,他每隔6个月就会改一次遗嘱,朋友们觉得不吉利,但他并不介意。
曾经,杨受成7点起床,如今年纪大了,他会睡到9点,然后开始工作,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他没有午休的习惯,午饭时会跟香港其他老板见面聊天、谈事情。用他自己的话说:“中间如果有10分钟空闲,自己喝杯咖啡,已经很不得了了。”
工作中,杨受成把自己视为救火队员,要不停地给人“灭火”。很多时候,他需要亲自去见地方上的官员,或者跟合作方律师谈判。“我的风格是亲力亲为,做生意已经50多年了,从小就是这样。英皇珠宝哪家店做了多少生意,哪个酒店昨天有多少客人,我都知道。”
在他的办公室里,除了一尊铜制的关公全身像一些字画及家人的照片外,还有3台电脑,一台用于常规操作,一台用于看股票,一台用于看外汇黄金。谈起这些,杨受成脸上泛起骄傲的神色,“你不仅要懂这些金融知识,还要懂客人—我可不可以相信他?有时候,夜里4点钟伙计打电话给我说:这个客人欠了我们两个亿,他说明天再补给我们,可以吗,老板?我就要决定,因为4点钟美国要收市了。如果觉得这人不值得相信,那就跟他讲,如果你今天晚上不给钱,我们就斩仓。”“没有人可以替我拿主意,一定是我自己做决定。”杨受成继续说。
其实在香港,商界前辈亲自操盘介入具体事务,似乎成了一种风气,李嘉诚在80多岁高龄时,还会每天去公司上班。“他们OldMoney一代(早年发迹的富豪),都是这样。”远东集团行政总裁邱达根说,“你看我父亲,只要还管着这个企业,他一定会每天去上班的。”邱达根的父亲邱德根创立了远东集团,其家族在香港、内地和马来西亚共经营着16家酒店,包含多个品牌。
然而,当“勤奋”这个词和杨受成挂钩时,总让人有些不适应,毕竟,他创建了一座娱乐帝国,难道“尽情享乐”不应该是那座帝国中的座右铭吗?
“我生活里的娱乐时间只有礼拜六和礼拜天。”杨受成说,自己现在的主要娱乐是看电影,有时一周会看3次,合起来也不过6个小时。除此之外,他再无其他娱乐活动。他的上一个长假还是在半年前,一家人在复活节去了马尔代夫,在那里住了3个晚上。在他看来,这么长时间的旅游对他来说刚刚好。“休假一个月以上?哎呀,一生从来没有过,想都不敢想。”杨受成知道,对于一块表来说,最起码的要求是--不能停秒。
“不敢冒险”的企业家
如果说勤奋是许多香港企业家的共同点,那么有两个独特之处让杨受成区别于他人:不会打高尔夫球;至今仍保持着随身携带四五万港币现金的习惯。
“如果有一天,你看见我背着一袋高尔夫球去打球,那么你可以去找别的工作了。”这句话,杨受成曾多次向英皇员工说起。他的解释是,之所以不去打高尔夫球,是担心自己沉迷其中。“高尔夫不是跟对手打,而是跟自己打,这个游戏实在是太好玩了。我明白自己的性格,我是个好胜的人,每件事情一定要做到最好,所以不敢去打高尔夫。”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愿尝试新鲜玩意。“iPhone我有啊,玩是没有时间了,但用是有的。”接着,他又笑着说,在中午吃饭时,女儿教他在iPhone5上怎么用语音完成汉字输入,现在他已经学会了。至于随身携带上万现金这个习惯,据杨受成所说,是源自于内心安全感的缺失。只有当现金在手,他才有自信和安全感。
杨受成曾感受过手上无现金的窘迫。1980年代初,他已在钟表、珠宝、金融、房地产行业做得风生水起,旗下的“好世界地产”还上市成功。靠着向汇丰银行大额借贷,通过杠杆原理买下地皮,他的地产版图不断扩展。杨受成并非没有意识到风险,但那时香港经济增速很快,他想抓住新的机会。
转折发生在1983年,中英双方在香港归属上陷入僵局,掀起了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的移民潮,经济也出现动荡,银行不断加息,地产市场一落千丈。杨受成尝到了投资过度的恶果,他搭建在债台之上的“好世界”,欠款3亿余港币,遭到汇丰银行清盘。家族的钟表资产,也由汇丰接管。
杨受成度过了一段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信用卡、豪宅都要上交。港岛黄金地段湾仔一处物业,本被他视为未来地产王国的地标之作,为了填债不得不低价转售。依照汇丰的要求,杨受成也由老板暂时变为雇员,与弟妹一起,在英皇珠宝任职营业经理。清盘之后的那个农历除夕,三兄妹亲自在公司核对账目,一直忙到凌晨5点。
命运给了杨受成翻盘的机会。原本预计需要8年的还债任务,他用两年就完成了。这一方面得益于他在科威特的金融外汇生意,另一方面,《中英联合声明》后,香港局势转好,杨受成在加拿大皇家信托银行借款4000万港币,向汇丰回购了资产,重新拿到英皇珠宝的控制权。
从此之后,杨受成的经商方式开始大为改变,从激烈冒进变成了谨慎扎实。他时时贮备足够现金,保证进退有据。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3年的SARS、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香港作为一个自由市场都有波及。但本着“现金为王”的理念,杨受成并未受到严重影响。
“如果我当年冒进,那么现在的财富可能多两三倍,但也有可能我已经死了。”杨受成说,“很多人往往只看到房价、股票天天在涨,但不想假如有事情发生该怎么办?你要想到,如果房价降下跌50%,你就会破产。我每天都想着,就算有一个大灾难来临,我有很多现金,可以拿现金去买平货。”
不仅杨受成,其他香港富豪在商业上也谨小慎微,谨慎甚至已经是香港商界的风气。以香港四大家族为例,资本负债比约20%,李嘉诚的和记黄埔更是仅有15%。对比之下,内地上市公司的资本负债比例在100%至300%。“内地企业家只有个人辛苦的奋斗历程,缺乏大萧条的洗礼,因此非常激进、浮躁。”经济学者郎咸平认为,这是两者最大的不同。
“我今年将近70岁了,更不敢冒险了。”对于近30年前那桩几乎要摧毁他商业生涯的往事,杨受成至今仍不敢忘却,并用一种独特的方式铭记:多年来,他从不坐德国奔驰汽车。这是因为当年汇丰清盘时曾给杨受成发出一封专信,信中说:“奔驰只是成功人士的代步工具……今天你已经不能再拥有奔驰汽车了。”
这封措辞强硬的信,杨受成也一直珍藏至今。
策略性生意
在2012年《福布斯》香港富豪榜中,杨受成以9.6亿美元的身家排在第39位。虽然这类榜单很难做到绝对准确,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比起坐拥上百亿美元的香港四大家族,杨受成的财产可能还有一段距离,但他的知名度却一点不输前者。
“人人都知道我和英皇,只是因为娱乐和电影。”杨受成说。
他是误打误撞进入这个行业的。1990年代初,朋友叶志铭请杨受成做担保人,去银行开了信用证,为名下的飞图唱片公司去美国买歌曲版权。但最终叶无力偿债,干脆把飞图唱片抵价给了杨受成。当时,飞图处于亏损状态,完全无力与进入香港的跨国巨头华纳、索尼等对抗,杨受成也没有任何娱乐业的经验,但他决心一试。“我请教过很多人,也碰到很多钉子,过程是痛苦的,但一步一步去改善。”
那时,飞图重推的艺人除了叶志铭的妹妹叶玉卿,还有香港歌手梁雁翎。不过,杨受成觉得梁雁翎不够特别,不够时髦,年纪也大了。“那时我对自己讲,要找年轻人,慢慢培养他们,自己训练出来。”
杨受成并没有着急去签巨星,因为觉得不合算。“当然,签一个像刘德华、黎明这样的大牌巨星,你的招牌就发光,有面子,但却没有钞票。这些巨星只给你抽5%最多7%的佣金,你还要先付一笔钱给他,3000万或5000万,最后你连这些钱都拿不回来,更不要说赚钱。”而对于新人,佣金可高达四成以上。杨受成认为,只要用心培养,新人一旦红了,带来的回报会很大。
按这个逻辑,他开始物色未来乐坛的“鲨鱼苗”,其中有两个年轻人,此后成了香港娱乐圈的中流砥柱:一个是1996年签下的谢霆锋,当时他只有16岁,安在他身上更恰当的称谓是“影星谢贤的儿子”。对于儿子的签约,谢贤的心里并不踏实。他不愿谢霆锋去国际公司,因为那里关卡重重、斗争复杂,但他又担心杨受成是个新手,难把儿子捧红。
“我后来看见受成兄学得快、有拼劲,娱乐事业竟也难不倒他。”由此,谢贤打消了顾虑。
另一个是容祖儿。她本在日资背景的佳音唱片公司签约,但没几个月,公司即撤离香港,19岁的容祖儿经引荐,见到了杨受成。“容祖儿出道时,很多人说她长得不漂亮,又不懂穿衣服。”时隔十几年,杨受成回忆起最初的艰难,“我跟谢霆锋也有矛盾啊,他16岁签约,17岁跑回加拿大,说不干了,最后他知道自己不对,又回来。所以,我也遇过很多困难,但最后都克服了。”
刚接手飞图时,让谁去负责艺人经纪部,杨受成并没有太多选择,因为有名气的经纪人根本不会来一家小公司。在一次饭局上,原老板叶志铭儿子的女友,表示愿进入英皇工作。杨受成给了这位当时还是兼职模特的女孩一本英皇的简介,让她随便挑一份工作,最终她选择了艺人管理部。而她,正是后来把谢霆锋、容祖儿、Twins等带成一线明星的金牌经纪人霍汶希。现在,她已是英皇娱乐的艺人管理部总监。
如今,英皇娱乐的艺人经纪业务在香港独大,杨受成将大部分功劳归功于霍汶希。“做经纪人,一定要艺人信任你。艺人是懂得算账的,他为什么赚钱要给公司、要给霍汶希?因为他觉得你对他好,可以帮他。艺人是很难相信人的,内心世界不想让你进去。但霍汶希是很有诚意的人,她把心交给你,有些人把他爸爸、妈妈、男朋友、老婆不知道的事情,都跟她讲。这是英皇打败同行的最重要原因。”
在几年前的一个采访中,谢霆锋说,杨受成只疼爱两种人,一种是有实力、争气的人,另一种是很忠心的人。对此,杨受成表示认同:“有些人是能力不够,如果他够忠心,能力上有40分,我也当60分看他。如果这人有90分的能力,但心不好,我情愿不用。”杨受成举了霍汶希的例子:“她刚来时,20岁出头,什么都不懂,我给她机会,她也把握得很好。可以说,她现在是全香港最好的经纪人。”
飞图唱片在1999年更名为英皇娱乐,一年后上市,继而向电影、电视剧等业务拓展。目前制作发行的电影,已经超过百部。当年以唱片为主业的飞图,如今成了一艘承载着多项娱乐业务的航母,还不断有大明星空降登陆。
一个拥有多元产业的集团,比起那些只占据产业链一环的小公司,有难以超越的优势。比如英皇的出版印刷板块,包括《新假期》、《新Monday》、《东方新地》、《经济一周》、《流行新姿》等杂志,就为英皇娱乐艺人、出品的电影提供了有利的宣传渠道。英皇这种在话语权上的优势,一般娱乐公司很难享有。
媒体对娱乐产业的提升,杨受成很早就想到了,但早期他没有这些人才,就不敢做。直到1999年,有一批做传媒的朋友找到他:“我们想做一本《新假期》杂志,需要几百万,你愿不愿意投资?”杨受成让他们去写计划书,然后就操办起来。当时他心里也很忐忑:“输的机会是90%,杂志在香港很难做的。”但这本杂志不仅存活了下来,杨受成还通过创刊和收购,有了更多的媒体平台,其中《东方新地》成了香港发行量最大的娱乐杂志。
英皇娱乐最近几年的营业收入大致在两亿港币上下,利润则有盈有亏,但净利多的时候也不过千万出头。进入2000年后,全球范围内唱片业务都萎缩得厉害,杨受成也承认,“做歌手出唱片是赔钱的”。电影的市场还在,但盈利有限,拍10部片,只有一两部赚钱,亏本的有五六部。
但杨受成逐渐发现,娱乐业虽然是微利,但是个策略性行业,好处并不体现在账面上:可以送旗下歌手演唱会门票给客户和朋友,以拉近关系;朋友的生意需要做推广时,或是内地电影节需要支持,英皇娱乐也都可以提供资源相助。
“关系”
在采访中,杨受成反复提到“关系”这个词。在他的商业世界里,各种各样的“关系”总是不可回避的一部分。
他为,娱乐业的门槛很高,而自己的成功之道,恰恰就是处理好了各种关系。“这是人为的生意,要靠人。有谢霆锋、容祖儿这一批人,你的生意当然就好做了。”杨受成从不避讳在公众场合表现对旗下艺人的喜爱。今年8月8日,在电影《DIVA华丽之后》香港首映礼上,他拉着谢霆锋的手走上台,像一位自豪的父亲挽着羞涩的儿子;容祖儿入行10周年时,作为老板的杨受成送给她价值120万港币的“JY”自订车牌,代表其英文名“JoeyYung”。
除了旗下员工,杨受成和演艺圈的大佬也过往甚密,比如成龙,两人在1990年代就已一起做生意。在“东周刊事件”(2002年英皇集团旗下《东周刊》刊登影星刘嘉玲的受辱照而遭停刊)、“小龙女事件”(成龙当年“红杏出墙”,和演员吴绮莉有过一段婚外情,并生下私生女)发生时,成龙都是第一时间找到杨受成,与他商量应对之法。
“很多人都想跟成龙交朋友,但成龙不是你找到他,他就愿意跟你交朋友那种人。冯小刚、姜文、陈凯歌、张艺谋这些人,是不是一定要跟你交朋友呢?他们不需要。所以,(你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很重要。”上述几位导演的片子,杨受成均有过投资。至于2011年英皇与演员葛优达成协议,于5年内合作拍摄3部电影一事,杨受成只是淡淡地说:“我是用我的诚意跟他交朋友而已。”
他也懂得成人之美。周大福珠宝掌门人郑裕彤曾说起一桩轶事:周大福在澳门一家门店是租的,2008年原业主将其出售,周大福不慎错过,被杨受成买下。郑裕彤悔之不及,左思右想,还是忍不住打电话给杨受成,请求把业权转让。杨受成痛快地将店铺以原价转让。“这一行业就是大家互相给面子,你尊重人家,人家尊重你,其实做人、做生意都是这样。”
杨受成说,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1990年代,全国政协和北京政协曾邀请他担任政协委员,都被他婉拒,并推荐两个弟弟担任。但他并非与政治绝缘,香港玄学师父陈朗和泰国的白龙王,都曾被他请到北京做推算。
杨受成在社交方面的长袖善舞,从与他合影的各界人士中便可看出端倪,其中不乏高官望族。他的关系涉及政、商各个级别,甚至还包括少林寺方丈在内。2007年,英皇拍摄电影《新少林寺》,即得到释永信的支持,少林寺的关联公司也参与投资。
近年来,内地电影市场在不断膨胀,2010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百亿规模,北上淘金成了香港娱乐界的主流趋势。霍汶希提出希望英皇将她派驻北京公司,杨受成同意了。“如果你真的想这么做,我支持你,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关系给关系。”他对霍汶希说。
杨受成把关系视为一项极其重要的资产。“如果我不相信她,我绝对不敢把我的关系全部都给她。我把我最好的朋友、大明星的经纪人、电影局的局长、湖南台的台长都介绍给她认识。她今天要找导演,拿电话一打,导演就见她,她将来是不得了的。”但杨受成并不担心霍汶希转投他处,“这个人心很好,无论别的老板给她多少钱,她也绝对不会离开”。
争议
虽然在香港娱乐圈呼风唤雨,但杨受成承认,给他带来更多成就感的业务并非娱乐,而是金融和房产地,这也是英皇赚钱最多的板块。“其实我只投入10%到20%的时间做娱乐,虽然和涉及的资产相比,这个比例算多了。”
2012年9月14日晚,“英皇集团70周年志庆晚宴”在湾仔举行,李嘉诚、李兆基等商界最显赫的人物都来参加。对此,杨受成甚为自豪。“很多大老板都来了,包括钟表业的同行、金融界举足轻重的人,们都是影响香港经济的那批人。”
内心中,杨受成更希望别人认为他一个成功的生意人,而不仅仅是娱乐大亨。看起来,他更愿意和他的娱乐帝国保持距离,至少他从未出现在他的电影里。
事实上,在香港,流光溢彩的舞台与草莽江湖之间,有着斩不断的纠缠。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在1990年代初的香港滑向了黑暗的另一面:黑社会敲诈艺人事件频频发生,成龙因此在1992年发起了“演艺界反黑暴力大游行”。
杨受成避免不了自己卷入流言中,尽管针对他的此类负面传闻从未坐实。在一定程度上,他曾经的风流和享乐哲学,会令公众的判断产生倾向性。
“毁誉参半的评价对你公平吗?”面对记者的提问,杨受成如此回应:“别人怎么看,我没有办法去评价。”但他并非完全不在乎,杨受成在2007年向维基媒体基金会发出律师函,要求删除有关他的不实内容,“杨受成”条目内没有来源或来源可信度不明的内容最终被删除。
一直以来,杨受成都在计划着出一本自传,一方面作为自己过往的见证,另一方面减少更多社会上对他的误读。如今,他的计划终于实现,由“香江第一才子”陶杰执笔的杨受成自传《争气》于2012年3月在香港出版,11月底进入内地。
除了奋斗史,自传里也披露了许多令杨受成不悦甚至难堪的回忆:1970年代,他偷情被抓现行,与原配离婚;1980年代初,他因妨碍司法公正而被判入狱半年,即赫赫有名的“骑师案”;2002年,英皇旗下《东周刊》因刊登刘嘉玲受辱照而遭停刊……
在这些经历中,杨受成的形象绝不光彩:偷情事发,他成了背叛妻子寻欢作乐的丈夫;“骑师案”中,他则是用不正当手段左右证言的被告;“东周刊事件”让他背负上“无良媒体老板”的指责。这些经历无疑增加了杨受成作为一个时代符号的传奇性,但在许多人眼中,也是难以容忍的道德污点。
对此,杨受成始终有自己的想法。对于偷情,他向来不讳言“人必贪财好色”,成功的商人,谁没有过一笔风流债?对于那个让他从此无法出任香港上市公司主席的“骑师案”,杨受成称自己的出发点不过是对骑师朋友的义气与保护;至于“东周刊事件”,那本杂志占其资产比重极小,在“采编独立”的原则下,他声称自己不会事先知晓和干涉。
事实上,这些故事最终得以写入自传,源于陶杰答应为其写书之前,与杨受成约法三章:一不能改稿,二不能回避负面事件,三要走访相关人物求证。杨受成全部答应。但也有部分内容在自传中缺失,“因涉及法律问题,律师建议我删去。”杨受成说。
现在的陶杰,显然非常推崇杨受成,认为他代表了香港精神:“杨受成这个人很难归类。他有前辈的踏实和稳健,也兼有高科技网络世代的豪迈和斗胆。”
但与此同时,和很多人一样,陶杰也并不否认附加在杨受成身上的种种复杂性。
有趣的是,与那些流言蜚语带来的想象不同,许多接触过杨受成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温和的人,能和这个世界保持良好的关系。导演严浩在1970年代末拍摄的电影《茄哩啡》,就取材于杨受成偷情被抓一事。后来,严浩和杨受成接触过几次,却并无尴尬,感觉很愉快。“我见过很多位高权重的人、有钱的人,有些人很牛气,但杨受成是一个很客气的人,很尊重人。他跟你说话,会看着你的眼睛。”严浩说。
的确,尽管对杨受成进行采访时,已是他一天中工作进入尾声的时段,他看起来也有些疲惫,但采访全程他始终十分友善。采访结束时,杨受成把记者从他的办公室送到28楼电梯口。“他每次都会亲自送客人的。”工作人员说。
采访中,对于绝大多数提问,无论涉及私密还是敏感话题,他并不回避。只有一个例外,对于“你认为自己是英雄还是枭雄”这个问题,杨受成希望留给世人自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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