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协作基础不平等

　　印度和中国其实有不少共同点：它们都是人口和经济大国，都以经济增长速度赶超其他国家而著称，都有着悠久的文化，都曾遭到西方强权的殖民/半殖民统治，都有很强的民族尊严；另一方面，两个国家的人均GDP水平都很低，经济自由度停滞不前。2010年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指数显示，按人均GDP来算，印度位于世界第123位，中国位于第140位。

　　中印又是两个很不相同的国家：印度法律的基础是英美法系，中国则采用大陆法系；印度重视精英教育，而中国更注重平民教育，试图让全体适龄人士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所以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人会说流利的英语，而大多数中国人不具备这种优势。

　　尽管两个国家大相径庭，但它们一直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公元1世纪的时候，佛教从印度传到了中国，当时是中国的汉王朝；佛教随即适应了中国文化并流行开来。而在其发源地—印度，佛教则随着印度教等教派的发展而渐渐消失了。

　　我们无法确切计算两个国家的异同，简言之，中印两国在很多领域上都不够平等。感到平等的人很容易认为对方是对手，而感到不平等的人不会视彼此为同类，也就不能顺利地接受彼此。然而，就像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von Mises）在著名的《人类行为》一书中提到的那样：是人类的不平等导致了社会协作和文明的发展。基于此，我们来讨论印度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下这个中印贸易发展很快的时代—中印两国始终无法完全不受保护主义的影响。

　　保护主义：双边贸易和投资的障碍

　　单纯看GDP，印度是世界第11大经济体，从购买力平价来说（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印度处于第四位；而中国，无论是从GDP和购买力平价来说，都是紧随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的数据显示，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来说，印度为世界GDP的贡献率是5.05%，中国是12.56%，总共为17.6%。如果加上所有东盟国家的贡献率（4.04%），这些亚洲国家对世界GDP的贡献率达到了21.65%，这个数字大于美国（20.42%）和欧盟（21.19%）。然而，中印之间的贸易额仅仅占中国贸易总额的2%，而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这个数字是9.7%。

　　显然，在中印贸易和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之间存在着剪刀差，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印贸易壁垒。在这件事情里，没有人应该受到谴责，但是如果能适当削减或者消除贸易壁垒，并保持开放姿态，双方都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

　　相比前面提到的17.6%，中国和东盟国家的GDP贡献率为16.6%。以中国—东盟9.7%的贸易水平为基点，中印贸易可以达到10.2%（17.61%×9.7%/16.6%）。这样一来，比原先的数据高出8.2%—显然，如果降低贸易壁垒，中印贸易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幸运的是，中印贸易进出口总量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从2003年的76亿美元到2009年的434亿美元，每年增长33.7%。2008年是518亿美元，达到史上最高点，平均每年增长46.8%。金融危机和保护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这个转折。

　　上面提到的剪刀差可以追溯到印度的贸易壁垒。尽管印度的经济比中国要开放很多，但还是不够。2009年，印度对中国的出口额达到110亿美元，而中国出口印度超过270亿美元。贸易差额在2010年扩大到200亿美元。印度政府已经预见到了这个逐渐增长的贸易赤字。2010年早些时候，印度提出一系列增加对中国出口的方式：比如，解除一些税收或非税收的壁垒（这些壁垒曾经限制中国从印度电厂进口设备）；解除印度香米、水果和蔬菜的出口限制；从印度出口更多的IT服务，让印度的电视台落户中国；出口更多的印度电影；去掉一些程序上的流程限制，比如，缩短和简化印度医药公司办执照所需要的时间和程序。

　　但印度威胁说，如果中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没有降低赤字，也没有朝双边贸易的平衡发展做出努力，印度将会采取报复性措施。2010年7月，印度政府发表声明，鉴于安全原因，实行贸易禁运，其中涉及26家公司，包括华为、联想和中兴在内的25家中国公司榜上有名，剩下的Comverse是一家以色列公司。

　　于是，“囚徒的困境”出现了，在此情境中，双方都选择了最坏的解决方式，它们没有采用一种双赢的策略。所谓双赢，意味着降低或者解除贸易壁垒，达到更多的投资和贸易往来，增加双方进出口额。

　　向历史学习，向西欧求教

　　谈到贸易的互惠互利，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印两国都不缺明智之举；而如今，两国显然都没有学到历史的精髓。中国古老的哲学家孟子提倡劳动力的分散和不同贸易之间的交换。他预见了劳动力分散对经济运行的必要性，用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说，叫做资源优化配置。亚当·斯密的经典原理便是建立在他对物物交换带来的利益的解释基础之上，在古希腊，katallassen和katallattein这两个词意不仅是“交换”，还包括“将其纳入社区”和“化敌为友（允许对方进入自己的地盘）”。

　　而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往来更多是消极的。

　　根据中国的哲学观点，万事万物中都有阴阳，“阴”代表消极的一面，“阳”代表积极。阴阳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中印关系也是这样。西欧历史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即在贸易竞争中获取和平和繁荣。显然，印度和中国还没有从人类历史中汲取足够的经验和教训。

　　印度和中国要从欧洲学的第一课是“贸易带来和平”。欧洲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整个欧洲大陆成为血腥的战场，然而马歇尔计划和欧洲煤炭钢铁联合会（European Community of Coal and Steel）让两次冲突结合在了一起，它们注重经济发展和合作，使西欧成为了世界最和平的地方之一。背后的逻辑是功能主义视角的，也就是katallassein—贸易带来和平和繁荣。战败者德国也被包含在了欧洲经济重组计划中—以前的冲突方变成了政治和贸易伙伴。

　　1988年，吉拉夫·甘地凭借其个人的勇气，在巨大的国内压力下访问中国，在中印外交关系上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这一举动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中国和印度的安全，并且为中印两国贸易发展打下基础。

　　但是，双边贸易和投资仍然很有限。

　　从西欧历史中学到的第二课是：贸易带来繁荣，内部市场促进贸易。大约60%的对外贸易在15个老牌的欧盟成员国中进行，在这个内部市场中，人员、货物、服务和资本的跨国界自由流动可以得到保障。

　　假如中印之间有一个内部市场，这两个国家会有怎样的优势呢？再假如，东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加入进来会怎样？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为将来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建立内部市场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一个更大的自由贸易区和内部市场可以带来50%、60%或者更多的对“对外贸易”的吸收。

　　中印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印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消费、国内需求、服务业和高科技工业。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发展依赖投资、出口、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印发展模式截然不同。

　　如果有贸易，各方都能利用自己的优势互惠互利。这些相对来说的优势包含了绝对优势、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或者先驱优势、后发优势、内部/交叉产业贸易等等。中印两国需要做的就是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紧密合作。

　　而保护主义不但保护着两个国家现存的工业结构和经济上的缺陷，还会延长各自劣势的存在时间。所以，逃离这个游戏最好的方式就是开放市场，加强竞争。中印两国有很强的“民族尊严”意识，所以更应该有勇气这样做：我们不能接受一个失败者的角色。我们相信我们都是胜利者，我们都很强。

　　“印度奇迹”和“中国奇迹”

　　很大程度上，中印两国的经济成就要归功于基础并不牢靠的竞争秩序的形成。中国的改革比印度早十年，过去30年间，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转型被称为是“中国奇迹”。同样，相似的经济成功也发生在了印度，在上世纪90年代，人们称它为“印度奇迹”。因此，有必要来解释下中国在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中国这30年经历了改革开放，同时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将这个制度推广到全国。在改革之初，中国采用了阻力最小的方法；直到1994年，中国选择性地加强了汇率稳定，采用了外币兑换的规则：将美元作为硬通货；同时加强了预算法案。中国通过同时兴起的私人企业渐渐引入了私人财产权利的概念，同时还有选择性地开放了市场，首先对外国公司和资本放开，然后是集团和乡镇企业，最后是私人领域。一开始中国并没有进行国企改革，但是在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之间逐渐引入竞争，之后扩展到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私人企业之间。然后引入自由合同概念，加强了个人和企业责任。长远来看，中国保证了其政策的可持续性，特别是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禁止在国内出售外国资本的禁令在印度涉及一些企业，但从来没有在中国发生过。

　　这种选择性的开放虽然很成功，但是不能被认为是“中国奇迹”的关键。应该指出的是，它解放了生产力。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它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扩大了生产线，但也限制了资源配置和生产线的扩张。

　　上述改革，不论是自然的驱使，还是社会的渐进，通常带来更高程度的经济自由，允许市场经营者有更自由的劳动力分工和知识分配。

　　很多改革是政府领导的，但实际上，在政府的控制下，内、外力量并行。

　　直到2003年中期，政府决定从经济领域抽离出来，为工业发展和商业提供更有利的政策法规环境，创造并维持一个相对的、功能性强、但是发展仍然不充分的竞争环境。

　　然而，差距依然存在。哪怕是现在，中国仍然会用国家权力来打击重要领域中的私人财产权，比如在银行、证券和其他服务行业中。

　　相反，德国经济奇迹的发生依赖于竞争秩序的建立和保持，这样的秩序可以推动早期市场经济的发展。西德自从建国起就强调私人财产权的保护，竞争秩序在德国起源于弗莱堡学派，这是德国早期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来源。还有两个重要资源是基督教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瓦尔特·欧根是弗莱堡学派的创始人，他强调，竞争秩序的建立是通往繁荣的唯一之路。竞争秩序的规则包括：汇率稳定、私人财产权、开放市场、自由合同、债务还有经济政策的持续性。市场经济和竞争秩序一起为德国经济奇迹打下了直接而稳定的基础。

　　中国的所作所为可以被视为对德国早期社会市场经济的模仿，但它所构建的竞争秩序仍然有很大的缺陷。即便如此，这一不良的竞争秩序仍然为企业家精神大规模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

　　与中国相似的印度经济曾经一度严重依赖农业。从1947年到1991年的社会民主政治中演化而来。当时的经济特点是大范围的规则、保护主义、公有制、腐败和发展缓慢。1991年的经济改革改变了经济政策，更加有利于国企私有化和增强竞争、加大投资。1991年以来，随着持续不断的经济自由化程度加深，印度在朝市场经济发展的路上迈进。当时的焦点从以效率为中心向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和服务为中心过渡。2000年经济改革的复兴和更好的经济政策推动了印度经济增长率。近几年，印度的一些城市开始对商业和经济解除管制，它的经济扩展到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在2008年，印度一度成为过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印度奇迹和中国奇迹对比的背后，是印度和中国有意抑或无意地更加接近、互相模仿欧根塑造的竞争秩序，这种秩序在德国和美国已经得到了加强。实际上，这条路也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繁荣和发展的必经之路。

　　齐心协力，打造更好的未来

　　近期，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论愈演愈烈，其特征是经济自由和政治控制的结合。但是，上述分析表明，在中国模式背后有一个西方模式在起作用，这意味着—所谓的中国模式可能是个幻影。

　　要完全解放生产力，中国必须抛弃特别的、选择性的改革方式：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稳定汇率，保护财产权利，开放市场，增强合同自由度，加强个人和企业责任，实行公平公正的经济政策。这些举措都预示着中国将会实行政治改革，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在深圳考察时也提到此说。没有政治改革，中国不太可能会有更高的人均GDP收入。

　　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没有必要进行政治改革，不会有像中国今天所经历的这种障碍。它应该降低任何形式的贸易壁垒，贸易自由化的方式有三：

　　一、将贸易自由化写入WTO框架；

　　二、促进地区经济整合，以及中印内部市场的形成，通过扩大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来巩固上述内部市场（避免建立一个只考虑“内部”而忽略“外部”的保护主义者阵营）；

　　三、在国家内部强调单方面的贸易自由。

　　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曾经说过，如果国家之间没有普遍协议，和平不会存在，即使存在，也无法得到保障。他相信，如果有一个特定的联盟—比如太平洋联盟—这样会更好。类似的联盟在中印、东亚和南亚、亚太地区分布上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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