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电气CEO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并不开心。他是今年少数几位主动放弃优厚绩效红利的执行长之一：4月，他拒绝了董事会给予的1200万美元分红。对于伊梅尔特个人来说，这算是一种表态，因为公众对高管薪酬的争议已趋于白热化，而通用电气（GE）的盈利又在下滑。

　　然而，最令他烦恼的并不是放弃可观的红利，而是社会对高管薪酬的关注也许会带来其他影响。目前，美国国会正在评估一项新的议案，如获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将对薪酬问题拥有决议权。伊梅尔特担心，这会给通用电气的长远利益带来消极影响。　　“无论国会决定如何，我都会继续努力工作；但我必须争取的是对公司里其他30万名员工的薪酬具有决定权。”伊梅尔特解释说，“假设我们要奖励能源部门的某位员工，却必须要征得股东同意，那么GE在未来无疑要处于竞争劣势，因为我们的对手有更多的自由决定如何优待领导人才”。　　尽管现在薪酬争议只存在于金融服务行业和接受政府救助的企业，但是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这场战役将会在华尔街以外的董事会里和公司年会上打响。短期来看，在确保能够吸引、激励、保留高端人才的基础上，薪酬标准的合理性将面对更大的挑战，而潜在风险实则是公司决策权的动摇。　　哪里错了？　　薪酬问题来源已久，但从未引发如此白热化的社会争议。从大的层面讲，薪酬问题混合了众多的社会问题，而贫富差距和金融危机加速了它的暴露。对此，哈佛商学院助理教授法布里奇奥·费里（Fabrizio Ferri）解释说，“我们谈的可不只是让坏人赚到了钱，我们要研究的是如何达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薪酬问题太过复杂，想弄清楚哪一步走错了棋并不容易。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最著名的论断之一就是：在同一公司内，CEO的薪酬不应超过平均工资水平的20倍。而那些狡猾的高管、董事和他们的首席顾问已经在这个圈子里摸出了门路，他们设法使薪酬奖励避开税收管制和挂钩于绩效的计算方法，这无形中就导致高管缺乏规避风险的动力，更不会考虑企业的长远利益。　　一直以来，某些不合理的高管红利为避人耳目，都采取较为特殊的安排方式。直到6年前，通用电气前CEO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的离婚案引爆了公众的视点，这些安排才得以曝光，新闻媒体、社会公众以及美国证监会（SEC）都开始关注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问题，股东也要求公司提高此类奖励安排的透明度。　　而真正使得薪酬机制失常的罪魁祸首，哈佛商学院教授拉凯什·库拉纳（Rakesh Khurana）认为，是逐渐上升的公司外聘CEO趋势。之前，CEO的薪酬计算通常要参考下级管理层的薪酬水平，但随着“外援”的引入，其薪酬标准直接取决于其他公司的薪酬水平，进而导致了高管薪酬线的急速攀升，而这又进一步破坏了公司原有的待遇梯度，致使董事会过分依赖于公司以外的薪酬咨询机构。恶果循环往复，薪酬失常的“雪球”也就越滚越大。　　约翰·卡尼（John Carney）是英国韬睿咨询公司（Tower Perrin）的薪酬问题专家，他注意到在英国，机构股东的权力很大，公司会很小心谨慎，尽量不去惹怒他们，“公司在机构股东面前会很低调”。随后，澳大利亚、瑞典、挪威、西班牙、荷兰等国也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如今，这种权力的触角也延伸到了美国：苹果公司（Apple）已允许股东拥有在年会上的投票权，因为公司担心华尔街的薪酬怒火会一路烧到硅谷（Silicon Valley）来；英特尔（Intel）和惠普（HP）也宣布在以后的公司年会上股东拥有对薪酬问题的咨询投票权。不仅如此，薪酬争议的热度，即使在那些已经授权股东决策权的国家也感受得到：6月，荷兰著名品牌壳牌石油（Royal Dutch Shell）在高管薪酬问题上遭遇了一场投资者“叛变”，尽管之前股东们已投票通过了新的薪酬方案。　　增加股东对薪酬决议的话语权至少有一个好处――可以促进公司与股东间的坦诚交流，但它绝不是一颗制胜的“银子弹”，指望靠它一劳永逸地解决复杂的高管薪酬问题，恐怕还要从长计议。　　可行模式：利洁时案例　　这场由华尔街燃烧起来的薪酬争议之火正在向全球的上市公司蔓延，但也有一些颇为可行的改革策略与实践条例随之浮出水面。家用及保健品制造商利洁时集团（Reckitt Benckiser Group）就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薪酬操作模式。　　这家英荷合资企业早在1996年就对内部各级管理层的薪酬机制进行过大的调整，成功地将公司业绩提高，此后盈利额连年攀升。2008年，公司净收入从53亿英镑增长为66亿英镑，涨幅达25%，净利润由9.38亿英镑增长到11亿英镑，涨幅达17%，可谓涨势喜人。　　利洁时集团把所有高管的绩效薪酬与他们的经济附加值连结在一起，从公司及整合行业的角度，综合考量其在任期间公司的销售净增长额、税后利润、净运营资本等，而且不以个人绩效设定高管薪酬，而是全面考虑团队的表现。副总裁彼得·哈弗（Peter Harf）是推进这一系列改革的功臣之一，“这种方法非常直截了当，”他解释说，“我们让每一位员工理解这一薪酬机制的运作，效果很好”。　　另外，公司还有一套完整独立的长期激励方案，每年按级别与个人绩效为高管提供股票与期权奖励，以每股盈余（EPS）增长来考量业绩表现，“每股盈余必须在3年间提高30%，高管才能拥有股票与期权的配发权，”哈弗表示，“而这一标准要远远高于业内平均水平”。也有一些股东愿意采取其他的业绩考核指标，如股东总回报（total shareholder return），“但我们尽量避免采取这种方式，因为可能导致一些脱钩于公司总体业绩的结果”。　　薪酬结构更新后，随着公司收入与股票价格的稳定攀升，CEO巴特·白克（Bart Becht）迅速成为英国近几年最高薪酬的首席执行官之一――2008年他拿到了475万英镑的薪金。　　对此，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史提夫·卡普兰（Steve Kaplan）指出，大凡成功的企业，都会以一种更有意义的角度重新定义“长期”的内涵。身为晨星公司（Morningstar，一家美国金融咨询公司）薪酬委员会的一员，卡普兰认为，埃克森美弗（Exxon Mobil）在这方面就是个很好的样本。尽管这位石油巨擘向来以为高管提供高额薪酬而著称――其CEO去年的薪酬奖励高达2240万美元，但高管薪金通常是多年限发放，有一半的高管需5年才能得到全部的限制股权，另一半人甚至要等上10年或直到退休。　　同时，卡普兰也表示，没有必要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进行翻天覆地的“大改造”，“现在的薪酬机制虽不完美，却没到支离破碎的地步，它并不是众人口中人人自危的‘逃亡列车’”。　　薪酬改革的议案尚在国会讨论之中，是由公司自愿执行还是国家强制实施，我们不得而知，但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一旦危机退去，这些争议还会如此重要吗？　　高管薪酬顾问史蒂文·霍尔（Steven Hall）认为，薪酬争议会随着危机的消逝而自然蒸发。“有公司董事问我，怎样确保自己的薪酬提议不会成为众矢之的？”他说，“我的答案是，只要公司业绩良好，根本没有人会关注高管薪酬”。如果一家公司盈利达20亿美元，而提供给高管的薪酬为1000万美元，根本是凤毛麟角，CEO每天做出的商业决策都远不只这个价钱。　　也有专家认为，针对高管薪酬问题，公众掀起如此巨大的激辩与争议，对社会并没有太多的好处。库拉纳教授就此表示，这是一场战役，一方是试图彻底解决问题的人们，另一方则是律师、薪酬顾问、公司董事等擅长玩弄“规则”把戏的投机者。目前来看，薪酬之争将是一场持久战，它的成因如此复杂，也就预示着谋求解决之道的路途将会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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