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一些外籍董事认为：阿梅里奥任期未满，且尚无重大过失。业绩亏损仅是因为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与阿梅里奥无关。

　　会上，外籍董事们千方百计地为阿梅里奥找理由：“杨元庆有这个能力吗？”“阿梅里奥引进的高管跟着一起走了怎么办？”“国际舆论误认为是中国人重新掌权怎么办？”(当时西方对中国西藏的态度，令中国非常愤慨)

　　一连串的理由令柳的脸色越来越沉重，外籍董事们见状，渐渐自觉地把“找理由”的声音压了下去。其实，按照西方现代企业制度，阿梅里奥所有的做法都合乎规范，但却不合乎“强调主人翁精神”的联想。

　　柳传志正色说，这个动议仅仅是出于公司利益，而不是他与杨元庆的个人关系。“杨元庆的长处就是做CEO领兵打仗，制定战略绝对没有问题，目的性非常强，该妥协的时候妥协，该进攻的时候进攻。”

　　几经波折，最终董事会达成一个共识：杨元庆做CEO必须有一个前提——柳传志复出担任董事长。柳向《商界》记者回忆说：“只有我坐在董事长的位置上，他们才更放心。要解决文化磨合、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关系等问题，他们认为我站出来最合适。”

　　一位联想集团的董事说：“柳总往那儿一坐，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中国传奇。”柳宣布复出当天，联想集团股价上涨13％。

　　然而，在“全球经济还未走出阴霾，2009年全球PC产值和出货量双双下降”的大背景下，人们还是对柳传志的复出抱以担心与怀疑——倘若一切惨淡收场，柳帅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不说，联想集团恐怕也再难翻身。

　　可是，人们永远无法了解作为创始人，柳传志对于联想的情怀。1989年香港联想大亏，柳立马飞赴香港召开会议。他瞪着通红的眼睛，对香港的合作伙伴说：“这是国家的财产，把你们全家的资产、全家性命都拿到公司来。我这次是腰里别着手榴弹来的，如果公司垮了，我会绑着你们一块跳楼！”

　　老帅出山，说的不是“珍惜名誉、贪稳怕输”的顾忌与犹豫，而是“败不可怕、退才丢脸”的勇气和胆魄。

　　在世界企业史上，不乏企业领袖临危复出的例子。其中成功的有不少，比如苹果的乔布斯、宏碁的施振荣，还有后来的稻盛和夫；毫无起色的也有很多，比如雅虎的杨致远、星巴克的舒尔茨。

　　柳传志当然知道这些例子，那么复出那一刻，他心中究竟有几成胜算？

　　在记者善意的追问下，柳传志向我们坦言，最初他的把握只有50％。

　　在柳传志的管理三要素中，“建班子”首当其冲。当时，联想集团辞掉了CEO阿梅里奥，重回“董事长柳传志+CEO杨元庆”的二元结构，这导致一些外国高管人心惶惶。在联想集团最高决策层——9人执委会中有4个外国高管，其中有3个都萌生去意，恰恰这正是柳最为担心的问题。

　　柳传志告诉记者，他当时的最坏打算是：这三个老外纷纷离开，其他合适的人选一时又难以到位，班子根本建不起来，业绩跟着往下掉，董事会进而要求换掉CEO杨元庆，联想集团在亏损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如何稳住这些人心浮动的外国高管？柳传志说他当时的把握也只有50％。

　　他和杨元庆设计了一套“达到预期目标就能获益”的薪酬激励方式，还分别与这些外国高管进行深入的谈心，向他们讲诉自己经营联想的历程，希望以此赢得他们的信任，激发他们对联想未来的积极性。

　　一位外籍高管回忆当时说：Boss Liu具有一种让人追随的感染力，让我觉得继续在联想工作，不仅仅是为了钱，更是为了一个人生目标。

　　当柳传志说到最终这些外国高管无一离职时，记者看到他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这微笑，凝聚了柳传志的心血，他用自己的管理智慧，再一次稳住了联想的阵脚。那时的他终于可以豪情万丈地对外宣称：一年之内，扭亏为盈！

　　五个故事赴欧洲

　　柳传志为什么如此有信心？

　　“毛病在哪里，我全知道”，这是柳传志告诉记者他自己的信心所在，他说，他太了解这个行业。柳传志和杨元庆对行业规律和公司内部进行了反复的分析，“这个事应该怎么干，上了手以后，会坏在哪里，哪一步扛过了，就能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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