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围剿”，风雨下南洋 电影真不愧是大工业的产物，成长非常迅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滩这个“遍地黄金”的地方，抢吃电影这碗饭的公司数不胜数，随着电影公司数量的增加和影片产量的提高，中国电影业的商业竞争也随之展开并日趋激烈。 但是，由于国内残酷的竞争和好莱坞影片的进入，能真正站稳脚跟的电影公司可谓是少之又少，其中大部分都是惨淡经营，勉强维持。年轻的邵氏兄弟只是众多电影淘金家族中的一员，新成立的“天一影业公司”既没有黑帮做靠山，又没有左翼背景，有的只是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宁波帮”吃苦耐劳的精神。 此时的“天一”虽然已经小有名气，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当时真正称霸影坛的只有“明星”公司一家，其电影业务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无论是从制作队伍还是从经营上来看，“明星”都是数一数二的。 由于“天一”公司出品影片快而且多，又首拍“古装片”、“稗史片”、“武侠片”，而且剧本多取材于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故事，虽然电影的质量和艺术性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并不高，可是在当时电影尚处在成长期，整体的拍摄水平都差不多，观众的欣赏水平也还未达到一定的高度，因此，这类影片反而更为观众所喜闻乐见，“天一”因此得以名噪一时，拥有了不错的口碑和“观众缘”。 由于回报快，“天一”的古装片经营策略引起了其他电影公司一窝蜂地效仿，由此掀起了一股古装片热，这使得“明星”公司失去了不少地盘，不仅改变了“明星”一枝独秀的局面，并且严重威胁到了“明星”龙头老大的地位。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小小的“天一”更是与著名的“明星”、“大中华百合”鼎足于上海滩的电影界。

　　与“天一”的快速成长不同，此时的“明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甚至出现了亏损。为了挽回“老大”的尊严，“明星”提出“以毒攻毒”的进攻策略，不惜重金，以拍摄高质量的古装片抵制“天一”等公司拍摄的“低俗古装片”，这才有了《火烧红莲寺》的诞生。

　　《火烧红莲寺》的热映，使得“明星”扭亏为盈。面对“天一”的崛起，“明星”的掌舵人周剑云又联合了“大中华百合”、“神州”等五家知名的电影公司组成“六合影片营业公司”，欲合力打压“天一”和其他小公司，建立自家公司的垄断地位，从而上演了一部“六合围剿”的“商战大片”，这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商战。 掌握“六合”实权的周剑云制定了一条规定：任何发行商如与“六合”签了合同，就绝对不准购买“天一”出品的影片。当时的“六合”几乎占有中国电影市场 60％的江山，各发行商自然不敢得罪财大势雄的“六合”，纷纷拒绝经销“天一”影片。

　　“六合围剿”给发展势头正旺的“天一”带来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天一”在上海的市场大幅萎缩，几乎陷于绝境。中国有句老话，“置之死地而后生”，面对铁壁合围式的“六合围剿”所带来的重重危机，“天一”公司真的能突出重围，绝地逢生吗？ “宁波帮”的坚韧与不屈不挠的斗志再次在邵氏兄弟们身上显现出来。兄弟们坐在一起，共同商讨对策，挽救危难中的“天一”。“天一”是邵氏兄弟的支柱产业，“天一”万万不能倒，目前的事态如此严重，如果只是固守上海滩这个龙虎争霸的弹丸之地，不另想他法、另谋出路，“天一”的命运就只有消失或改转他行。要放弃自己辛苦打下的一片江山，邵氏兄弟无论如何也不甘心，那么，该如何避开“六合”的联合封杀，使自己的事业得以继续发展下去呢？ 老大邵醉翁说：“狡兔也有三窟，既然‘天一’在上海无法大展身手，我们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世界乾坤大，我们可以在香港或者南洋设立基地，与上海遥相呼应。如此一来，进可攻，退可守，上海有什么风吹草动，也好有个照应。 ”

　　兄弟们一致同意邵醉翁的说法，决定另辟蹊径，以退为进，走出上海滩，走出国门，开辟新的市场，他们的目光最终定在了华人聚集的南洋。 邵氏兄弟认为，南洋一带华人居多，受中华文化影响较大，再加上背井离乡、远离故国的华侨们的殷殷思乡之情，也许在那里可以为国产影片开拓出一片前景美好的大市场。可是，派谁去南洋最合适呢？

　　“大哥，让我去吧！”邵逸夫主动请缨。

　　“六弟为人机灵，又熟悉业务，倒算是个合适的人选。”邵醉翁点了点头。邵逸夫按耐不住兴奋：“大哥，这么说你同意了？ ”邵醉翁摇了摇头说道：“六弟，你年纪还小，又在读书，这两年，你学习拍电影，已经荒废了不少学业，这一次总不能连书都不读了吧！ ”“可是，大哥你是‘天一’的掌门人，必须坐镇上海这个大本营，二哥又要编剧，还要主管公司的财务，也必须留在上海，如果也不让我去，那就只能由三哥去了。 ” “嗯，大哥，我也觉得应该让三弟去。三弟本来就负责影片的对外发行，擅长社交。除了他，似乎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二哥邵?人也说道。

　　“三弟，你看呢？”邵醉翁问一直没有说话的老三邵山客。

　　“去南洋开发市场，我当然义不容辞，可是，只有我一个人单枪匹马，恐怕无力经营一家电影发行公司。不如我先去试探一下南洋的市场，到时候，再另行安排。 ”

　　邵醉翁点了点头，说道：“也好，那就这么定了，三弟，你尽快做好准备吧。 ”

　　这一天，春雨绵绵，寒气逼人，全无往昔的融融春意。在黄浦江边的外滩码头上，邵氏兄弟们依依惜别，邵山客孤身一人，带着几大箱子的“天一”影片的拷贝，踏上了去往南洋的漫漫征途。 周剑云见围剿并没有彻底打垮“天一”，反而让“天一”找到了新的市场，于是又实施了一出“双胞胎”计策，即打探到“天一”正在拍摄的影片，马上动手拍摄同名影片，赶在“天一”影片上映之前面世。但是此等行为不够光明磊落，反使“天一”得到更多观众和业内人士的同情。 “六合”的做法遭到了电影圈内外众多人士的非议，其内部也开始爆发矛盾，其他公司感到自己受到了“明星”的利用，又由于正值武侠神怪片泛滥，众多小公司以低成本影片进入市场，“六合”遂逐渐失势。最终宣告解体。周剑云的“双胞胎策略”及“围剿计划”是出力不讨好，到头来只落得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悲惨下场。兄弟同心闯南洋，置之死地而后生 就在“六合”解体的同时，邵山客在南洋的事业正逐步开展起来，但是，这条扩张之路却走得十分艰难。 初到新加坡时，浙江口音的邵山客被来自广东、福建的新加坡华人拒之门外，幸得一位同乡的帮助，邵山客带去的几部“天一公司”的片子才很快得以放映，不久便大受欢迎，一时爆棚。 邵山客忙得不可开交，便给上海发电报，希望六弟邵逸夫来当帮手。这一年， 19岁的邵逸夫刚刚中学毕业，正在古都北京游览，考察清华、燕京等著名学府。收到兄长们传来的消息，邵逸夫心中的电影梦想再次升腾，他毅然决定放弃学业，远赴南洋，协助三哥开拓南洋电影市场。这次南洋之行也成为邵逸夫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经过数日的海上漂泊，邵逸夫终于抵达了新加坡。当时的新加坡是东南亚最繁华的商埠，每天都有大型客货轮进进出出，可是，这里的娱乐活动却十分单调，人地两生的兄弟俩要想站稳脚跟，谈何容易？再加上一些南洋片商也对他们进行打压、排挤，邵氏兄弟的南洋创业之路可谓困难重重，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恐怕很难体会其中的艰辛与苦涩。 开始的时候，兄弟俩租不到能放电影的戏院，便租空地搭帐篷，露天放映“天一”的影片。兄弟二人身兼数职，老板、场工、放映员、司机、杂役事事亲力亲为，两个人做的是十几个人的工作。 每天拂晓时分，兄弟俩就开始进行准备工作。邵山客清扫场地，检查放映机，搭好帆布帐篷；邵逸夫则拿着写好的海报，拎着浆糊桶，走街串巷到处张贴。等忙完这些准备工作时，一轮红日才冉冉升起。兄弟俩便开始了早场的放映。当放完最后一场电影，送走最后一批观众时，就已经是子夜时分，兄弟俩接着拆卸帐篷，收拾放映机，赶到下一处地方，稍稍休息一会儿，就紧接着开始新的放映准备…

　　邵逸夫年纪虽小，但是脑子很灵活，他发现农村地区因为交通不便，人们很少有机会进城看电影，于是就和三哥商量把远离大城市的小城镇和乡村作为开拓市场的突破口。邵逸夫的建议得到了邵山客的认可和支持，兄弟俩立即行动起来。 说是“开拓”，不过是两兄弟俩带着一架破旧的无声放映机，在举目无亲的南洋乡镇巡回放映。当时南洋一带老百姓主要的消遣娱乐项目，就是起源于中国的皮影戏。当邵氏兄弟将电影在当地传播开之后，看电影就成了当地人们的主要娱乐活动。兄弟二人从实际出发，对放映设备进行了一次小小的创新，他们买来一辆小型旧货车，改装成一部流动放映车，过起了吉普赛艺人式的“流浪”生活。 白天，兄弟俩驾驶着放置电影放映机、影片拷贝及帐篷等必需物品的放映车，顶着烈日，冒着风雨，穿梭于马来群岛的各市镇、乡村、园林、矿场，饱受颠簸之苦。遇到路不好走的时候，他们就像苦力一样，亲自扛着沉重的电影机和影片拷贝徒步跋涉。这种“流动影院”大受南洋华人的欢迎，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观者如潮。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是属于热带地区，长年高温，酷热难耐，毒蚊猖獗。炎热的夏季，太阳炙烤着大地，雷雨、台风说来就来。刚刚还是烈日当头，烤得人头晕眼花，转眼间就是大雨倾盆，把人淋成了“落汤鸡”，但恶劣的环境并没有阻止邵氏兄弟前进的步伐。 放映电影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那时的放映设备还很落后，要用手工一格格地摇片子，一场电影放下来，放映员都会累得腰酸背痛，手臂沉重得连抬起来都很吃力。更要命的是蚊虫叮咬，每天放完电影，兄弟俩的身上都会被咬得大包连着小包，红肿不消，奇痒难耐。于是，他们干脆就穿着长衣长裤，把身上裹得严严实实，以此防止蚊虫的攻击。结果，每次收工，兄弟俩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就像刚从水里捞上来似的。 为了节约开支，兄弟俩还常常幕天席地、风餐露宿，有时为赶路，一天下来连口水都顾不上喝。好几次，兄弟俩都因为过度疲劳，加上衣服不透气，而中暑晕倒。 这样的生活，对于自幼生长在富裕家庭，过惯了仆佣侍候少爷生活的兄弟俩来说是从来不曾经历过的。很多次他们都想放弃不干了，但是，一想到自己的使命和理想，似乎任何艰难困苦都算不了什么。为了放映电影，他们也曾遭遇性命之忧。 有一次，兄弟俩要穿越马六甲的一片森林，给林区的林业工人放映电影，他们扛着放映机，提着装拷贝的箱子，沿着崎岖小路艰难行进着。小路被茂密的灌木和杂草阻塞得不见缝隙，锋利的草叶把他们的手背、小腿划得鲜血直流，汗水流过伤口，就是一阵钻心的疼痛。于是，他们就一个人走在前面，负责用小刀砍开棘刺与灌木，开出一条小道来，另一个人负责扛着放映机跟在后边。 正当兄弟俩缓缓前行时，忽然感到身后有股冷风袭来，他们回头一看，一头花斑豹正张开血盆大口逼近他们，兄弟俩顿时吓得脸色苍白、直冒冷汗，浑身发抖。他们不由得紧闭双眼，抱在一起。就在他们以为自己即将成为花斑豹的“美餐”，殒命于此时，只听到“砰、砰”几声枪响，当他们睁开眼睛时，花斑豹的尸体就躺在眼前，伤口处还汨汨地淌着腥臭的鲜血。原来，林业工人见邵氏兄弟迟迟未到，就请几位当地的猎人前去迎接，果然看到了处于危险中的兄弟俩，这才及时出手救了他们的性命。 大篷车式的流动作业和夜以继日的辛勤工作，终于换来了不菲的原始积累。不久，邵逸夫兄弟的流动放映车就增加到了六部，南洋的蕉风椰雨、山山水水，处处都留下了兄弟俩的足迹，越来越多的南洋华侨都记住了这一对操着宁波口音、勤劳朴实的年轻人。 有一天，槟城首富王竞成找到了兄弟俩。王竞成对这对年轻人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大加赞赏。王竞成问他们：“小伙子们，你们现在的流动影院搞得很不错，但是咱们经商的人不能永远做行商，也不能永远当坐商，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坐商变行商、行商变坐商，才有可能做到财源达三江。你们考虑过下一步怎么办吗？ ” 邵山客说道：“王伯，我们何尝不知道拥有自己院线的重要性啊！可是，身在这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孤立无援，没有担保人，又怎么可能自己建院线呢？ ” 王竞成笑道：“谁说你们举目无亲？天下华人是一家，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骨肉同胞嘛。那就由我来做这个担保人，你们意下如何啊？ ” 邵逸夫一听，激动地说：“王伯，您是槟城首富，又是南洋的华商领袖，如果能得到您的担保，那就再好不过了。 ” 性格直爽的王竞成一拍大腿，哈哈大笑，“那就说定了，我来做担保人，你们尽快把院线建立起来，让咱们华人电影在南洋落地生根，这也算是你们的一大功德啊！ ” 有了王竞成的鼎力相助，许多困难都迎刃而解了。 1930年，邵山客和邵逸夫在新加坡挂牌成立了“邵氏兄弟公司”，他们不惜重金包下了新加坡的“华英戏院”、吉隆坡的“中华戏院”、怡保的“万景台戏院”和马六甲的“一景团影戏院”，邵氏兄弟终于有了自己的院线，从今后既不需要再过吉普赛式的流浪生活，也不用再寄人篱下，他们可以堂堂正正地按照自己心中的夙愿，发展壮大电影事业了。 就在邵氏兄弟的电影事业越来越红火的时候，他们结识了新加坡赫赫有名的大富豪黄文达和黄平福兄弟。黄氏兄弟在新加坡不仅开办了银行，而且拥有当时南洋一带最大的“新世界游乐场”。黄氏兄弟独具慧眼，认定邵氏兄弟是不可多得的“千里马”，便主动提出要与他们结盟，将“新世界游乐场”的经营管理权交给了邵氏兄弟。 身经百战的邵氏兄弟不负厚望，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把“新世界”经营得有声有色，一年的总收入超过了黄氏兄弟数年收入的总和。后来，黄氏兄弟干脆把“新世界游乐场”的所有权转让给了邵氏兄弟。就这样，在邵山客和邵逸夫兄弟二人的通力合作下，再加上王竞成等南洋颇有影响力的华商的帮衬，“天一”终于在南洋站稳了脚跟，这为日后驰名世界的邵氏电影王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当邵山客和邵逸夫在南洋的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在国内，东北战事却日益吃紧，战火不断向南蔓延，上海也未能幸免。上海沦陷邵逸夫（右）与三哥邵山客在南洋的合影后，“明星”等电影公司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重创，或解体，或从此一蹶不振。而邵氏兄弟的“天一”因为拥有南洋这样一个暂时的避难所，得以存活下来。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若没有当年“六和围剿”的逼迫，也许邵氏兄弟不一定会想到要远赴南洋寻找“新大陆”，那么，也就不会有“邵氏电影”的巨大影响力，更不会有今天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东方好莱坞”的传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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