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有声电影，开创邵氏新天地

　　20世纪 20年代末，随着有声电影的诞生，一个电影的新时代到来了。 30年代初，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南洋地区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人们连生存都感到困难，看电影的人自然大大减少，不少电影院因此关门停业，邵氏在南洋的影院生意也每况愈下，日渐清冷。 邵逸夫不甘心看到自己与三哥在南洋苦心经营的电影事业就此萧条倒闭，仍然在不断地寻找新的突破口。他发现，目前的有声影片全是好莱坞和西方生产的洋货，而华人影片公司生产的仍然是无声片。他意识到，在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已经摄制出有声电影的情况下，无声片将面临绝路。“天一”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率先拍摄出有声影片，抢占国产影片市场。 几经思索，邵逸夫找到邵山客商量：“三哥，我想了好久，如果继续做无声片，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干脆拍有声片吧。现在大家的经济状况都很困难，舍不得拍有声电影，我们正好借此机会，捷足先登，做史上第一人。 ” 邵山客说道：“六弟啊，你这话算是说到我的心坎里了，我早就有这个想法，只是苦于力不从心，所以才迟迟不敢出手。既然六弟你也有这个想法，那我们就兄弟齐心、放手一搏吧！不过，当务之急就是去美国买最先进的有声电影器材。 ” 生长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的邵逸夫，在开明的父亲的引导下，得以远离当时陈旧僵化的私塾教育，而接受了新式教育。他早年就读于被誉为“江南第一学堂”的庄市叶氏中兴学校，后来，回到上海，在美国人开办的英文学校“青年会中学”读书。在那里，邵逸夫接触到了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新的思维方式，也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此次美国之行的重任也就落到了邵逸夫的身上。 1931年，邵逸夫辞别了三哥，启程去电影业最发达的美国。凡成就大事之人，似乎总要有一段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邵逸夫此次的美国之行，绝对称得上是一部“生死历险记”。

　　位于西半球的美国与南洋相距上万里，深不可测的海面变化无常，刚才还是风平浪静，顷刻间便狂风大作，轮船一会儿被推上峰顶浪尖，一会儿又跌入低谷。邵逸夫躺在船舱里，只觉得天旋地转，胃里翻江倒海般痛苦难受。数十天的风浪与颠簸，严重的晕船、呕吐，已经让邵逸夫浑身虚软、几乎脱水。就在轮船即将驶入美国西海岸之时，邵逸夫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以为终于熬过了晕船之苦，可是，他哪里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海难降临了。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轮船触礁了，海水从船底涌入船舱，轮船迅速下沉，无数的生命在顷刻间消逝。落水的邵逸夫死死抱着一小块木舢板，在茫茫的大海上漂泊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上午，才被救援的船只救起。 就在邵逸夫与风浪、晕船进行搏斗，经历九死一生的同时，上海的明星公司率先推出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蜡盘发音的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当这部影片在上海的新光戏院隆重上映时，立即引起了轰动，这让执掌“天一”的邵醉翁有些懊恼。拍摄有声电影是他思考已久的问题，而且，几天前他已经收到邵山客从南洋发来的电报，说六弟逸夫已经前往美国购买有声电影设备了，本以为“天一”这一次能够创造“史上第一”，没想到却让老对手抢了先。 于是，他给邵山客发了封电报，倾述心中的苦闷。邵山客也觉得颇为惋惜，但是想到不久之后，他们也将拥有自己的有声电影设备，而且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心中又充满了自信。于是，他对大哥说，既然没能争得“史上第一”，那就在技术上取胜，这才使得邵醉翁郁闷的心绪稍稍宽慰了一些。

　　大难不死的邵逸夫在医院昏睡了一天一夜，刚刚醒来，便顾不得身体的虚弱，偷偷溜出医院，直奔全世界最大的“电影梦工厂”--好莱坞。当他看到庞大壮观的电影基地，完备的电影制作流水线时，感到非常震惊。这次旅程让邵逸夫下定决心建一座属于东方人的“电影梦工厂”。

　　经过认真走访和精挑细选，邵逸夫终于买回了全套的有声电影器材，带着这套“讲话机器”，风风火火地回到了新加坡。兄弟二人立即着手改造自己的影院，安装有声设备。由此，开创了南洋放映有声片的新时代。 放映设备有了，但是，有声影片还没拍出来，邵逸夫不得不自己坐下来写剧本。新加坡一年四季都酷热难耐，邵逸夫的两条腿上密密麻麻的布满了蚊虫叮咬的包，奇痒难耐，他索性打来一桶冷水，把脚泡在水里。就这样，邵逸夫一写就是半个月，可是他总是觉得不满意，于是，他一边继续拍无声片，一边摸索着有声片的拍摄技术，培训技术人员，并继续揣磨构思剧本。 然而，随着时局的动荡和左翼电影的兴起，“天一”的市场出现了萎缩，于是，邵醉翁对“天一”的战略做出了重大调整，把上海的“天一”交给了邵?人打理，自己则带着一大批制片人、技术人员、资金和设备南迁香港，在九龙土瓜湾北帝街 42号开设了“天一港厂”，以拍摄粤语片为主。 1932年，由邵醉翁导演，邵逸夫摄影，粤剧名伶薛觉先编剧并主演的中国第一部粤语有声电影--《白金龙》，在香港摄制完成，这也是第一部完全由中国人独立拍摄并制作完成的有声电影。《白金龙》在香港和上海隆重上映后，可谓石破天惊，立即引起了轰动效应。特别是在香港，更是场场爆满，连续公映数月，久盛不衰。白花花的银子像流水一样流进了邵氏兄弟的口袋。此片还通过邵氏兄弟在南洋的发行网络，在广东人密集的东南亚华人社区放映，同样是赚了个盆满钵满。这部成本仅仅一万元的影片，让邵氏兄弟大赚特赚，仅在广州一地的票房收入就是拍摄成本的 60倍。 《白金龙》大获成功后，邵逸夫把“有声摄影器材”转手给大哥，自己则又回到老根据地南洋，借“有声放映器材”之威力，继续与三哥邵山客一道打理南洋的影片发行和游乐场，扩张他们的南洋市场，为大哥的“天一港厂”开辟更大的发行网络。他们的策略是，一边大量收购转让出售的戏院，建立自己的院线；一边尽量扩大发行网络，推销“天一港厂”的影片。 《白金龙》的成功，让邵氏兄弟和“天一”名声大振，自然也遭到了同行竞争者的嫉妒和眼红。 1931年，天一港厂莫名地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天灾”，连续两场大火，将片库里所有的存片和拷贝烧成了灰烬，场房成了废墟，邵醉翁苦心经营了数年的基业顷刻间被付之一炬。

　　面对这样的打击，邵醉翁大病不起，往日的雄心勃勃早已荡然无存。心灰意冷的他，逐渐心生退意，这位叱咤中国影坛，名噪一时的影业大佬从此淡出江湖。

　　事发后，邵?人和邵逸夫相继从上海和南洋抵达香港，商议重整邵氏的事宜，最后决定把“天一港厂”交给老二邵?人，邵逸夫则返回南洋，协助邵山客继续打理南洋的事业。

　　邵?人接手“天一港厂”后，立刻改换门庭，将“天一港厂”更名为“南洋影片公司”，决心重振昔日雄风，在香港再创出一番邵氏的宏图大业。很快，公司走出火灾造成的混乱，重新步入正常运行的轨道。 1937年，邵逸夫与黄美珍喜结良缘，第二年，生下长子邵维铭。也是在这一年，邵氏兄弟在南洋的事业进入鼎盛期，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爪哇、越南、婆罗洲等地拥有 110多家电影院和九家游乐场，几乎覆盖了整个南洋地区，并称雄东南亚影业市场。就这样，“天一”在上海、香港，“邵氏兄弟”在南洋，他们南北呼应，共同书写着邵氏家族的电影传奇。 然而，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打乱了邵氏影业的发展进程。 1941年底，日本侵略军相继攻陷南洋各地，邵氏影业遭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南洋的百余家影院几乎全部化为灰烬，邵氏兄弟苦心经营多年所创立的庞大产业处在了生死存亡的关口。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远隔重洋，战火纷飞，兄弟之间音信全无、生死杳然。邵氏惨淡经营，直至难以为继，被迫关门了事，邵逸夫本人也因“拍摄反日电影”的罪名被日军扣留，关入地牢。从名震一方的影业大邵氏兄弟合影（左起邵?人、邵山客、邵逸夫）亨到近乎一无所有的阶下之囚，邵逸夫陷入了一生中最为艰难的境地。 然而，对于邵氏兄弟来说，任何困难险阻，都不能削减他们对电影事业的热爱和振兴华夏电影的坚定信念，邵氏兄弟们蓄势待发，等待着重整邵氏雄风的机会到来。

　　天命之年，打造“东方的好莱坞” 抗战胜利后，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就失去联系的邵氏兄弟，历尽艰辛，终于得以重逢。彼此牵肠挂肚了三年多，兄弟相见，自然感慨万千、相拥而泣。 邵氏兄弟重新坐到了一起，决心重新振兴邵氏电影事业，老大邵醉翁留在上海作为后盾，负责“笑舞台”和南洋影片公司在上海的发行业务；老二邵?人回香港恢复南洋影片公司，以香港为基地拍摄电影，供应上海及南洋的戏院；邵山客与邵逸夫继续在南洋扩展戏院，邵氏兄弟重新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历程。 返回南洋后，邵逸夫与三哥邵山客立即着手恢复院线。经历了战争，很多戏院已经面目全非，或毁于战火，或改做他用，即便是保存下来的也是破烂不堪。兄弟俩先选了十处过去人气最旺的戏院，同业主签订长期租赁合同，因陋就简，放映卖座电影，等有了收入，再依次对戏院进行装修。

　　到 20世纪 40年代末，邵氏在南洋的院线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雄踞南洋院线商“龙头老大”之位。 1945年 8月，英国重新接管香港。原本就是自由贸易港的香港再次散发出“东方之珠”的魅力，此时也正是邵?人在香港重开南洋影片公司的大好时机。 于是，邵?人很快地将九龙城的南洋片场恢复起来。并在邵山客与邵逸夫的支持下，重新招兵买马，开始拍摄新影片。此时，电影产业也迎来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彩色电影。 1948年，邵?人和他的儿子把南洋影片公司改组为由他们父子控股的“邵氏父子公司”。与此同时，在南洋的邵山客与邵逸夫两人合组的南洋“邵氏兄弟公司”也恢复了运行。 上海与南洋成了邵氏父子公司的最大销售市场。与战前所不同的是，此时邵山客与邵逸夫的“兄弟公司”需向邵?人的“父子公司”购买影片，即邵山客与邵逸夫出钱，邵?人负责拍摄，一切开支由“父子公司”向“兄弟公司”报账，账目分得清清楚楚。这种经济上独立，业务上合作的产销联合体，拥有着其他公司无法比拟的优势。 正当盛年的邵逸夫雄心不减，他眼光独到、嗅觉敏锐，认为电影事业要发展壮大，就必须跟上时代的潮流、洞悉市场的变化，了解观众的需求，唯有如此，才能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他发现，原来的那些电影器材已经老化落后了，不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就一定要舍得投入大本钱。于是，邵逸夫当机立断，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再次去大洋彼岸购买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影器材。 1950年，邵逸夫第二次远涉重洋，奔赴大洋彼岸。这一次的行程，更是让邵逸夫大开眼界。他不但去了美国，还去了欧洲和澳大利亚。他一边选购器材，一边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新观念、新思维。当他再度返回南洋时，一个邵氏影业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已经在邵逸夫的心中构筑出来了！ 邵逸夫与邵山客调整了以往略显保守的经营方式，采取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发展策略。此时，他们的事业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电影业及娱乐业，还把触角延伸到了银行和房地产业。但电影业仍然是“邵氏兄弟”事业的重心，他们利用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及多年打拼的经验，采取主动进攻、四处出击的战略，在南洋遍撒大网，发现合适的戏院就通过收购或租赁的方式，网罗至“邵氏兄弟”名下。 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奋斗，“邵氏兄弟公司”不但恢复了战前的规模，而且比以往更胜一筹，邵氏影业再次展翅腾飞。

　　到了 1957年，“邵氏兄弟”在南洋创业了整整 30年，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地拥有百余家电影院和十多座大型游乐场。 邵逸夫兄弟在南洋的事业可谓蒸蒸日上，而二哥邵?人在香港的电影事业却是江河日下。于是邵?人写信给南洋的邵逸夫和邵山客，表明自己对电影业无心恋战，希望他们兄弟俩能有一人来香港，主持邵氏影业。 就这样， 1957年的初秋，邵逸夫辞别了合作 30年的三哥，从狮城正式移师香港，从此开始了一段“笑傲江湖数十载”的新的人生历程。这一年，邵逸夫 50岁。 虽然年过半百，但是邵逸夫的精力丝毫没有减退。相反，他更加雄心勃勃，威风不减当年，立誓要再图霸业，创造出更多更大的辉煌。天命之年，尚有如此雄心壮志、如此势不可挡的气魄，不得不让人由衷地敬佩。 邵逸夫一到香港，顾不得洗去风尘，便立即动手开展工作。 30多年的电影生涯使邵逸夫意识到，国产片水准不高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拍摄场地。而要想抢占香港这个制高点，就必须要建立自己的影院和出品自己的影片，但如果没有一个配套健全、设施优良的拍摄场地--影城，想拍摄出高质量的影片就无异于纸上谈兵。影人没有摄影棚，等于工人没有工厂、农民没有土地，邵氏要想在激烈的影业竞争中得以发展，成就霸业，就必须要走好莱坞式“梦工厂”的道路，建立属于自己的、最先进的电影制片厂。 可这又谈何容易？要建厂，就得买土地。香港这个地方寸土寸金，他只买得起位于清水湾的一座 46英亩的荒山。这里远离闹市区，杂草丛生，交通不便，杳无人烟，用邵逸夫的话说，“在山上向四周开枪，都不会击中任何目标。”要在这块废墟上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制片厂，谈何容易？但邵逸夫偏偏就是“相中”了这里的“好环境”--远离闹市正是制作影片的理想之地。 说干就干，就在邵逸夫砸下巨资买下这荒山野岭的次日，他便挂出了一块金字招牌--邵氏兄弟影业有限公司。 尽管邵逸夫胆略过人，但是，却没有任何影界人士投奔到九龙这块尚未开发，看不见有任何厂房与拍摄设备的“邵氏公司”来，因为没有人相信“其貌不扬”的邵逸夫能在清水湾这个地方兴建起一座现代化的“电影城”，也没有人肯相信在香港的电影公司都不景气的年代，邵逸夫会创出令世人惊叹的事业。 但是，邵逸夫却依然执着地按照他自己所描绘的蓝图去行事。他先是在香港几张有影响的报纸，如《大公报》、《文汇报》、《星岛日报》上刊登了醒目的《启示》：“今为提高中国电影之水准，发展国片之国际市场，本公司有感于当今电影水准之低，决心改良设备，更新技术，发掘人才。现已选址清水湾建邵氏之影城，急需如下人才：制片、化妆、剪辑、配音、暗房、编剧、导演、演员等，公司将与同仁并肩奋斗，同甘共苦！ ” 这则广告果然收到了成效。不久，陶秦、李翰祥、卜万苍、岳枫、罗臻、何梦华、严俊等名导演来了；林黛、李丽华、乐蒂、张仲文、丁红、丁宁、陈厚、赵雷、关山等名演员也来了。此外，邵氏公司还物色到一大批摄影、制片、化妆、剪辑等方面的人才，不少剧作家也前来应聘。 另一面，邵逸夫也开始着手兴建心中酝酿、构想已久的影城。他每天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市区与清水湾之间，筹划着片场的设计方案，常常忙得忘了吃饭，直到肚子咕咕叫，才胡乱找点东西充饥。有时实在太困了，就把头伸到自来水龙头下，冲冲凉水，以消除疲劳。这样拼命的工作就连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都吃不消，更何况年过半百的邵逸夫呢？可是，邵逸夫偏偏就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他工作起来，劲头、精力、效率都丝毫不亚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清水湾影城从 1957年开始破土兴建，历时七年才告完工。这座现代化电影基地，气势恢宏，配备有电影制片大楼、摄影棚、隔音片厂、混录车间、置景场棚、服装道具室、冲洗拷贝车间、放映室与行政大楼。还建有一条古装街，两旁尽是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和古今中外的各种建筑。这便是邵氏影业帝国的根据地，亚洲最大的影城--邵氏影城。 邵逸夫在步入电影业时就已经认定，从事电影事业必须将制作与发行相结合，方有出路。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邵氏兄弟”展开了一个庞大的扩张计划，实行“每月一院”的方针，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物色适当的地点大开影院。短短几年，邵氏影院星罗棋布，迅速增至 130余家，其巨大的发行网络也在不断地完善中。此后，风格各异的影片从邵氏影城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个电影发行网，每年高达 40多部，远远超过香港其他电影公司的影片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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