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齐放，邵氏雄威“名震江湖”

　　在邵逸夫到香港之前，香港的电影院实行的是分级制，本土出品的电影只能在低级电影院放映。邵逸夫不信这个邪，他要用自己的电影征服香港人。为了打响邵氏影城的第一炮，邵逸夫亲自从几十部剧本中，选定了改编自民间故事《梅龙镇》、民间传奇《游龙戏凤》，描写明朝正德皇帝与民女李凤爱情故事的黄梅调电影《江山美人》。然而，财务人员一做预算，拍摄费用至少要 100万港币，便劝邵逸夫放弃。可邵逸夫不但坚持要拍摄这部影片，还大胆地起用了年仅 30岁的李翰祥担任导演。 李翰祥有着很好的美学素养和古典文学功底，他在 1956年拍摄的第一部黄梅调电影《貂蝉》，既创造了 30万港元的票房收入，又赢得了亚洲影展的五项大奖，这是邵逸夫重用他的原因。当然，这也是一个颇具风险的决定，因为此前香港影坛的几部黄梅调电影，除《貂蝉》外都反应平平。 但是，邵逸夫给予了李翰祥充分的信任和充裕的资金，使他能够完全实现自己的美学构想。李翰祥也不负邵逸夫的厚望，当《江山美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它那宏阔华丽、美轮美奂的影像，史诗般的艺术风格，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邵逸夫还请来有“港台黄梅调第一功臣”美誉的王纯为影片的音乐作曲，王纯以黄梅戏唱腔为主体，融合了江南小调和流行歌曲的元素，用单纯的曲调创造了一种醇厚婉转的意蕴，其中的一些唱段，如《扮皇帝》、《戏凤》等流传至今。

　　《江山美人》一炮打响，创下当时香港电影票房的最高纪录，被台湾著名的影评人黄仁、杜云之评选为中国一百部名片之一。影片获得了1959年第六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最佳彩色摄影、最佳剪辑、最佳音乐、最佳录音和最佳艺术设计共十二项金锣奖。这部电影不但使邵氏公司在香港站稳了脚跟，也使李翰祥声名远扬。 紧接着，邵逸夫又不惜重金，把《杨贵妃》、《梁山伯和祝英台》搬上了银幕。这两部倾注着邵逸夫心血的巨片上映后，在香港、台湾以至东南亚一带掀起了一股中国古装片的狂潮。从此黄梅调电影走红港台 20余年，其中“邵氏”作品就达到了 30余部，占港台黄梅调电影总产量的 3/5。 邵氏的黄梅调电影不但成为美学的塑型者，也直接奠定了这一类型影片在电影史上的意义，其受欢迎程度还在电影史上留下不少笑谈。据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上映的时候，一位老太太看了 120遍。反串梁山伯的女影星凌波到台湾访问，万人争睹，人群散去后，地上遗落了不少眼镜、发卡、鞋子。 邵逸夫以黄梅调影片俘虏了女性的“芳心”后，又以新武侠片建立了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消费群体。新武侠片是相对兴起于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武侠片而言，它最大的不同在于“以真实的动作，立判生死的打斗，代替过去虚假的、神怪的、舞台化的武打和所谓特技。”作为“邵氏”新武侠片的代表人物张彻和胡金铨，差不多是在同一时代革新了武侠片，他们也因此被视为新派武侠片的宗师。 张彻的武侠片被誉为“阳刚武侠”，其中激荡着令人血脉贲张的豪情壮志，剧情突显的是男人的情谊和惨烈的结局。其开山之作是《虎侠歼仇》，而奠定其武侠片地位的则是《独臂刀》。邵氏经典武侠电影《独臂刀》是“邵氏”第一部赢利超过百万的影片，也第一次使男影星的地位超过了女影星。 如果说张彻的武侠片展示的是一种暴力之美，那么，胡金铨的武侠片则展现了一种诗意之美，因此被称为是“文人武侠”。虽然他只拍摄了一部《大醉侠》，便因与邵逸夫意见不和而离开了邵氏公司，但这部电影的影响力却是邵氏的其他武侠影片所无法超越的。 这部影片除了塑造了“大醉侠”这位平素形如乞丐、醉鬼，关键时刻才露出侠义本色的另类大侠的形象之外，“男装帅气，女装俏丽”的侠女金燕子更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片的其他元素，如清幽的高山流水，悠扬畅快的配乐，集中了所有冲突的边疆客栈、禅林寺院、草木山石，蓑衣刀剑，甚至每一个动作眼神，都拍得美轮美奂、震撼人心。这部影片被认为是“ 1965至 1966年间新派武侠片中成绩最美满的一部”。 40年后，在 2002年戛纳电影节上，《大醉侠》与金 ·凯利的《雨中曲》、黑泽明的《影武士》等在“旧片重放”环节中放映。该环节是为回顾电影史上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影片而设立的，《大醉侠》在中国甚至世界电影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大醉侠》、《独臂刀》开拓了武侠电影的新局面，成为了中国武侠电影里程碑式的作品。从此以后，邵氏影片不仅在华人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倾倒无数观众，就连一向对中国电影不屑一顾的欧洲人、美国人也纷纷前来订购邵氏的影片。除了主打古装片和武侠片，“邵氏”的其他类型影片也有很大成就，如文艺片《后门》、《不了情》、《一毛钱》，“彩色宽银幕”的歌舞片《千娇百媚》、《花团锦簇》、《万花迎春》等都是叫好又卖座的影片。 可以说，“邵氏兄弟”促成了 20世纪 60年代香港电影业的繁荣，所摄制的影片均是脍炙人口，开创了电影发展的前进方向，在电影史上具有标杆性意义。而且早在建立邵氏影城之初，邵逸夫就开始在香港推行电影明星制，创办了香港最早的娱乐杂志之一--《电影周刊》，并特别聘请邹文怀担任主编。《电影周刊》内容丰富，生动活泼，设有“影星生活”、“邵氏明星”、“国际影坛消息”等特色栏目，不仅捧红了一大批电影明星，更是吸引了大批年轻人。而邵氏影片及邵逸夫本人在推广中国文化上更是功不可没。在每部影片里都打上中英文字幕，也是邵逸夫的首创和发明。 然而，当邵氏影业渐入佳境时，公司内部发生巨大的人事震荡， 1970年，在邵氏工作了 12年，素有“宣传鬼才”之称的邹文怀，因与邵逸夫意见不合，与其分道扬镳，而且还带走了何冠昌、蔡永昌等不少邵氏的精英骨干，自立门户，成立了后来名扬香港影坛、成就一代功夫巨星李小龙的嘉禾影业公司。邹文怀此举差一点使邵氏公司陷入“人去楼空”的窘迫境地。但是，这并没有动摇邵逸夫把“邵氏兄弟”公司做大、做强的决心。在邵逸夫的苦心经营和力挽狂澜下，邵氏公司安然渡过难关，并继续发展壮大。 20世纪 70年代，邵氏电影进入了黄金时代。李翰祥的宫廷历史和风月影片，张彻的武侠动作阳刚男性影片，刘家良的功夫武术动作影片，楚原的古龙小说系列等影片上座率都很好，几乎是场场爆满。邵氏声势可谓如火如荼，在历届亚洲电影节中共得大小奖项 46项，创下中国电影史上的纪录。邵逸夫的身价也不断攀升，而“邵氏出品”更是成为了那个年代华语电影的黄金品牌。 与此同时，邵氏影院开始闯入世界影业市场，先后在美国、加拿大与欧洲若干国家自建影院，并组织发行渠道，使中国影片在世界影坛崭露头角。 进入 80年代，邵氏公司已有 300多家自办或代理的电影发行网络，每年拍摄的 40多部华语影片可及时发往世界各地。这不仅为各国观众带去了欢乐，也对传播中华文化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 邵逸夫不仅仅是把电影当作一种赚钱的工具，更是将它作为一项事业来追求。他常说：“我喜欢不停地工作，工作是我的嗜好，我不会过早地就退休。成功之道要努力苦干，并要对自己的工作有兴趣，运气只是其次。我深深体会到拍电影是很大的挑战，它能带给我无穷的乐趣，这也正是我努力工作的动力。 ” 邵逸夫以实际行动来要求自己成为精通电影的专家。他工作非常勤勉，精力过人。每天早晨 6点钟，邵逸夫都会准时起床，每天的工作时间在 16小时以上，他的劳斯莱斯车里也配有办公设备，连途中的时间都不浪费。 在邵氏影城他的办公室旁边，有一间试片室，那是邵逸夫每天必到的地方。试片室的最后一排有一张舒适的沙发，邵逸夫每天都要在这里坐上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不管是国语片、日本片、西班牙片、印度片、意大利片，还是德国片、法国片、墨西哥片，他都会看，这其中还包括邵氏公司出品的好看的或不好看的影片。从 20世纪 60年代初起，邵逸夫每天至少要看两三部电影，最高纪录是一天九部，一年 700部，邵逸夫可谓是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

　　邵逸夫就是要通过观看这些影片，去了解影业行情，去研究人家如何作秀，去揣摩观众的口味，去发现新的选题。例如在创制新武侠片的时候，邵逸夫就常常放意大利黑帮片、日本剑侠片和美国 007影片给员工们看，以资借鉴。 邵逸夫看电影，有一个精妙的“理论”，叫做“两只眼睛看电影”。邵逸夫说：“在香港，我永远用两只眼睛看一部电影，一只是‘商人的眼睛’，另一只是‘艺术家的眼睛’。” 在邵逸夫看来，所谓“商人的眼睛”，其意义在于电影既然是文化商品，那么，追求卖座率是天经地义的。要想“卖座”就要迎合观众口味，把电影拍得好看，只有电影好看，符合大众口味，观众才会“买账”。因此，邵逸夫的制片方针就是“观众至上”。 电影更是附着于精神文化的艺术商品。古人说“言之无文，其行不远”，如果一味的“观众至上”，一味的媚俗，甚至伤风败俗，那么也将最终被观众或市场所抛弃。所以在“商人的眼睛”之外，还得加上一只“艺术家的眼睛”，也就是说，他要求邵氏拍的电影不但“叫座”，还要“叫好”。 邵逸夫是一个做事一丝不苟的人，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要求精益求精，即使是最细微的部分，也不能忽略，一件事情不做到十全十美，是绝对不会放松的。 许多熟悉邵氏电影的观众都会对“邵氏出品，必属佳片”的宣传语印象深刻。作为邵氏的特色商标，如果现在哪个电影公司敢在自己出品的每部影片都打上类似的标签，恐怕早就被观众的口水给淹没了。而当时的“邵氏”确实是有这份自信和实力的。当然，这与邵逸夫的严谨与执着是分不开的。 为了树立邵氏的良好形象，为了保证影片质量，邵逸夫亲自对每一部影片进行严格把关。在他看来，观众看了劣片一定非常不开心，看多了，就会失去信心，所以没有好的戏，做了劣片，若无法补救，就亲手烧掉，毫不手软。 邵逸夫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诸多“第一”和“之最”，邵氏家族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事业名副其实的拓荒英雄。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中国电影的每一步变迁都有邵逸夫及其家人付出的心血。从 20年代从事电影业到现在，邵逸夫亲历了电影不同时代的演变，目睹和见证了中国电影的兴衰与成长。

　　进军电视业，书写 TVB的岁月风云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日本、美国，电影已经成为“夕阳产业”。

　　在香港，随着电视“飞入寻常百姓家”，电影业也受到来自电视业的强大冲击，开始走下坡路，电影的市场在日益缩小，逐步失去了昔日鼎盛时期的灿烂光辉。 然而，电影业的冷清萧条，并没有给邵氏影业带来太大的影响，相反，此时的邵氏影业尚处于如日中天的黄金时期。而一直致力于电影业的邵逸夫也凭着职业的敏感，意识到必须把业务向多元化发展，于是，他悄然把精力转向刚刚起步的电影的姐妹艺术--电视业。 1965年，香港政府公开招标竞投无线电视广播经营权，邵逸夫立即觉察出电视作为艺术的后起之秀，今后将有无限广阔的市场和不可估量的潜力。于是，他联合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参加竞标，最终邵逸夫与利孝和、余经纬及“美英资金”投得香港的免费电视牌照，合资创办了“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即无线电视台（ TVB），公司最大股东利孝和出任董事局主席，邵逸夫为常务董事。

　　1967年 11月 19日，无线电视台正式开播，从此，一个庞大的电视集团开始起步。 多年来一直从事电影娱乐业的经营，邵逸夫亲历了不少“挖角”的战争，因为，他深知麾下无星的窘迫。自从进入电视业起，邵逸夫就一直在心中酝酿着一个“明星制造”的计划。 20世纪 70年代初，在邵逸夫的建议和推动下，“无线电视”和“邵氏兄弟”公司就联合创办了被誉为“港星摇篮”的“无线艺员训练班”。 1971年，“无线艺员训练班”首次开班。那时的香港没有专门培养演员的演艺学院，“无线艺员训练班”也就成为了香港艺人的“明星梦工场”。此后，这个培训班每年举办一期，学期为一年。这是一条成熟的造星流水线，艺员前期学习表演、台词、舞蹈、武功、编剧理论、摄影概论、电视工程等基础知识，后期是表演实习，中间经过多次考试，优胜劣汰，毕业者即成为“无线电视”和“邵氏兄弟”的签约演员。 或许连邵逸夫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原本自产自用的明星培养基地日后竟然撑起了香港，或者说是整个华人演艺圈的半壁江山。此后，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华语影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有的成为了家喻户晓的 TVB当家台柱；有的成为了闻名世界的华人明星；还有的成为了在华语影坛乃至国际影坛上享有声誉的大导演、制作人。他们中有我们熟悉的周润发（ 1974年第 3期 )、陈玉莲 (1977年第 6期 )、汤镇业 (1979年第 8期 )、黄日华 (1980年第 9期 )、苗侨伟 (1980年第 9期 )、刘德华 (1981年第 10期 )、周星驰 (1982年第 11期 )、梁朝伟 (1982年第 11期 )、刘嘉玲 (1983年第 12期 )、杜琪峰 (1975年第 4期 )、关锦鹏 (1976年第 5期 )，可谓是人才辈出、星光熠熠。 1980年，“无线电视”董事局主席利孝和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利氏家族和美英资金不愿派人入主无线，邵逸夫以最大的私人股东身份接任了董事局主席一职，开始全面掌管 TVB。此时，一直与 TVB为赢得收视率而争斗不断的“丽的电视”（亚洲电视的前身）也借着 TVB易帅之机，步步紧逼，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收视大战，欲彻底将 TVB“斩落马下”。 “新帅”邵逸夫则以大将之风从容应对，他集中力量经营所属的电视明珠台（英语）和翡翠台（粤语），在电视业务发展方面锐意革新，大刀阔斧地重新排兵布局，将“邵氏影城”的明星和香港艺术界的精英网罗到门下，力阻“丽的”的强大攻势，最终击败了“丽的”，为无线挽回了颓势。 正如当年拍摄邵氏电影一样，邵逸夫大胆启用各有所长的多方面人才，拍摄制作了大量风格各异的，高水平、高质量的电视剧，不但在港岛独占鳌头，更是将影响扩及中国内地及台湾、澳门，甚至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万水千山总是情》、《霍元甲》、《上海滩》、《火凤凰》、《京华春梦》、《射雕英雄传》等巨制在香江掀起一轮又一轮收视狂潮，此后，这些经典剧集更是红遍华语电视圈，在上个世纪 80年代的内地和东南亚引发了万人空巷的盛况，至今仍被奉为“经典”。 此后， TVB节目制作始终走在华人电视业的前列，武侠剧、家族剧、商战剧、警匪剧、生活剧、爱情剧、喜剧等各类型剧集均有不俗表现，影响深远，久播不衰。 1987年，邵氏停止了所有电影制作，至此，曾在电影王国中煊赫一时的邵逸夫，激流勇退，淡出影坛，正式将事业的重心转向电视业，并创造了一个电视王国的辉煌史。一代电影王国 --“邵氏”，虽然已经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而产生而发展而辉煌而消逝，但是它留在几代人头脑中的记忆，永远都不会消逝，“邵氏电影”永远都是不可复制的历史。 20世纪八九十年代， TVB在香港电视圈是绝对的一枝独秀，在收视独大的局面下，邵逸夫并不满足于现有成绩，十分注重发掘和培养人才，不仅为香港影视圈输送了大量人才，也捧出了大批红星。 男星最为观众熟知的，当为周润发之后的“无线五虎将”--黄日华、 刘德华、梁朝伟、苗侨伟、汤镇业。刘德华和梁朝伟如今已是顶级巨星，而黄日华、苗侨伟、汤镇业当年也是红极一时的偶像明星，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黄日华塑造的正直英武的大侠郭靖，苗侨伟塑造的风流倜傥、亦正亦邪的“小王爷”杨康，汤镇业的“风流公子”段誉的形象至今为人们奉为无法取代的经典。 女星方面，在汪明荃、赵雅芝、郑裕玲这三位公认的“阿姐”之后，相继捧出了陈玉莲、曾华倩、戚美珍、黎美娴、刘嘉玲、蓝洁瑛、周海媚等明艳动人的“当家花旦”。 邵逸夫推动的 TVB一年一度的选美盛事--“香港小姐”，同样也制造出不少当红女星，多年来，“香港小姐”评选一直是香港娱乐界的一大盛事，这不仅给邵逸夫带来了重要的商机，而且还为 TVB提供了艺员后备力量，如赵雅芝、李嘉欣、张曼玉、袁咏仪。这些风华绝代、各具特色的无线花旦无疑是 TVB最靓丽的风景。

　　邵逸夫亲手打造的流行乐坛 “四大天王 ”

　　20世纪 90年代初， TVB创办了“劲歌金曲”这一经典栏目，邵逸夫更是以独道的眼光将黎明、郭富城、张学友、刘德华力捧为流行乐坛的“四大天王”，并在当时年轻人中引发追星狂潮，结果四人在乐坛火速上位，并成长为香港乃至华人娱乐圈里呼风唤雨的巨星。而“四大天王”这一称呼更是延用至今，即使在“江山代有才人出”的今天，他们的影响力也丝毫不减当年！ 紧跟潮流是 TVB经久不败的秘诀。邵逸夫将自己的经营之道比作女士选择高跟鞋，一会儿粗跟，一会儿细跟，美与丑的取舍只在于是否合时宜。几十年来，邵逸夫的影视王国，不仅为他积聚了巨额财富，还造就了大批观众耳熟能详，津津乐道，影响了几代人的大明星、大导演和名编剧，更为亿万观众带来了无限欢乐。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与时常出现在娱乐版头条的明星身份相比，邵逸夫或许更愿意被视为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他做事勤勉、精通业务、市场敏锐度极强，对成本锱铢必较，老一辈港商的致富之道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邵逸夫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精通业务的电影企业家。他少年入行，甘愿从最卑微的职位做起，一步步学习各种业务技能，剪辑、摄影、化妆、剧本、导演等，电影制作的每一个方面和环节他几乎样样内行，而在影片推广、发行、剧院管理方面他更是行家里手。 青春年少他与兄长一起远赴南洋打拼三十余年，积累起不菲的身家，却在天命之年选择赴港“创业”；在事业已处于巅峰之时，他又毅然淡出拼搏了近 50年的电影业，转而进军新兴的电视业，那时的他已年过古稀。即使忽略掉他所创出的那一番业绩，他的魄力、胆识与毅力也值得今日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一代景仰和学习。

　　邵逸夫一生信奉“大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人生信条，他认为自己的财富是取之于民众的，理应用之于民。 多年来，邵逸夫一直稳居香港超级富豪排行榜之上，他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是港岛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早在 1973年他就设立了邵氏基金会，致力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 从 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内地。从那一年起，邵逸夫平均每年都拿出 1亿多港元用于支持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他对中国教育事业更是情有独钟， 20多年来，邵逸夫一共向内地捐助了 30多亿港元，兴建了 5000多个教育和医疗项目，以“逸夫”二字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及其他文化艺术、医疗设施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 即使已过耄耋之年，邵逸夫依然身体力行，多次亲临内地视察捐赠项目。此外，邵逸夫在英国、美国、新加坡及香港等地都有巨额捐赠。在古今中外捐资助学史上，邵逸夫可谓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1990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为表彰邵逸夫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将新发现的 2899号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1991年，美国旧金山市将每年的 9月 8日定为“邵逸夫日”。2002年 11月 15日，邵逸夫捐资创立的“邵逸夫奖”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用以资助全球造福人类的杰出科学家的研究工作。“邵逸夫奖”设天文学、数学、生命科学与医学三个奖项，每年颁发一次，奖金 100万美元。如此巨额奖金足以媲美被视为国际最高自然科学奖项的“诺贝尔奖”，因而被称之为“ 21世纪东方的诺贝尔奖”。 邵逸夫有一个有趣的英文名字叫 Run Run Shaw，关于这个名字的来源，有多个版本。一说他在天一影片公司做勤杂工，在他大哥邵醉翁手下鞍前马后，如同一个跑腿的小厮；一说邵逸夫初到新加坡时，常骑着自行车跑来跑去送拷贝；邵逸夫自己的解释则是他原名邵仁楞，上海话“仁楞”与英文 Run Run的读音相近。但无论是哪一个原因，邵逸夫的人生就是这样，一直处于奔跑状态。即使是在已逾百岁的今天，他也没有停下奔跑的脚步，真可谓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作为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粤语内容资料库、全球股票市值最大的华语传媒、亚洲最大中文节目内容的供货商，邵逸夫所执掌的 TVB王国在香港地区占据着近乎垄断的地位，“邵氏出品”的影响力，是无法用语言来估量的。可以说，作为无线及邵氏两大媒体娱乐王国的掌门人，香港乃至全球最高龄的在任上市公司主席，邵逸夫缔造了香港影视的黄金时代。已过期颐之年的他，在香港的文化史上，绝对是一个即使再过一百年都不能被忽略的标杆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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