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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中国富人的财富观

  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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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尹明善:我始终提倡中国人的精神尹明善,1938年生于重庆。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在2003年福

  尹明善:我始终提倡中国人的精神

尹明善,1938年生于重庆。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在2003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以1.1亿美元列第93位。

不管是富豪或者不是富豪,我始终提倡中国人的精神。由重庆出版社的一个编辑、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发展到拥有今天如此多的财富,我能完成自我适应的过程,首先要依赖这个精神。

1992年开办公司的时候,我只有20万元,9个人。要制造新型摩托车发动机,我一边组织研制,还要一边做生意赚点小钱。现在我的员工已经超过5000人了,去年我们的销售收入做到了40个亿,在摩托车行业当中已经是老大了。这个财富的增长是很让人眩晕的,9个人20万元资金能够走到今天,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胡润排行榜把我排进前百名,对它的准确与否我不加评论。我只知道自己现在很清醒了,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做企业,我看重品牌超过看重利润;做人,我看重名声超过看重财富。你有钱,人家未必就尊重你,还要看你人品如何,有没有社会贡献。我一直提倡民营企业家应该先尽其能、后得其所,有能力的人不仅要自己赚钱,还要健康发展企业,真实地贡献,这才是“得其所”。

我常讲自己是55岁从商,65岁从政,只有富而思进,才算是本分。我还想,在思进之前,先要立德。

我的企业2002年纳税1.25亿元,2001年纳税1.13亿元。原来我不从公司领工资,心想反正都是自己的。去年大家谈论富豪纳税的问题之后,我决定每月从公司领10万元工资,缴完税,剩6万元,供自己的大家庭消费。去年一算,我成了重庆缴纳个人所得税最多的人之一。

尹明善

尹明善

我主张做事情要光明正大。

  我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这对我肯定是个严重的挑战。一个人的精力、才能总是有限的,又要做那么大的企业,还要那么高的职务,有时候我自己都有一点胆怯。

但是几方面的因素确定了我还是要大胆做下去,首先我觉得党和政府如此信任我,我是一个读书人,士为知己者死,鞠躬尽瘁。这是第一条;第二还得讲方法,我想我当前最要紧的就是培养好我职业经理人的班子。参政议政对我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虽然我个人微不足道,但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好。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政议政,对我们来说,千万要警惕以权谋私。怎么保证不以权谋私,我觉得还是要从制度着手。我们欢迎对我们为官从政的过程进行监督、关注。

我想我确实是个理想主义者,而且是个乐观主义者。碰见困难的时候,最好是少发牢骚,自己想办法来克服,来调整,拼命干自己的事情。我完全同意媒体对于制度建设的呼吁,用制度约束大家,不要去说谎,要守信用。

至于人品层面,很多人都相信为富必不仁,我得说其实未必。我曾经当过工人,车、钳、铣、刨这些我都会,不是天生财迷。要知道在寻求财富的过程里我遇到过多少困难,吃得苦中苦,认准不放松,才寻得了华山一条路。我强调一个中国人的精神,在包容的精神之外,还有一个坚忍的精神。我看这个精神比你有多少财富还重要。有了这个精神,财富这东西就看你想不想要了;可有财富的人,未必有这个精神。

这些年我的角色转换太快。以前应该说是一个文人,后来变成一个大企业家,现在又变成了一个高级干部。这种角色的转换,到今天我觉得还没适应过来,好像歌里面讲的吧,到底是变化太快,还是我自己不明白。

你提到的对,我确实说过,有时候我也很困惑,自己手不能提,肩不能担,凭什么有这么多财富?但我也有所不惑,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讲,“人非不欲自贵,必有奉以为尊,人之公也”。这就是我的不困惑。

王石:我害怕财富背后的东西

1951年生于广西柳州。1983年到深圳自组万科公司,1991年公司上市后逐步转型为职业经理人,任万科集团董事长,个人财富600万元人民币。

我的财产可以算给你:房子值200万,股票大概值200万,存款有200万,全部财产600万。很多人以为我是万科的老板,但我实际是个职业经理人。我是富人不是富豪,其中一个原因是,名利这两个东西,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关系。

财富有其魅力,但决不是每个人都贪图它。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富人朋友,有几百万,捐出很多钱,委托信托公司做慈善事业,还完全没有人知道那笔钱是他出的。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富人,胡润排行榜上没有他,福布斯排行榜上也没有他,可他确实比榜上的一些人更有钱。这类人里南方人居多,为人非常低调,穿着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他坐在你面前,别说你看不出他是亿万富豪,就是说句他有钱你都不相信。

  这就是要钱不要名的。像我这种,喜欢名的,注定要舍弃巨额财富,要是想两者兼得,大概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了。甘蔗没有两头甜。

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不只是因为中国的一些富豪可能有某些权力寻租的灰色历史,在国外也是这样。美国的一级富豪天天出镜?不可能。都老老实实地呆在办公室里。

我没有关于财富的困惑,我对它的态度很明朗,但我有恐惧感。钱多不是好事,一些人因此家败人亡、孩子变成纨绔子弟,这个印象在我的头脑里太深刻了。在传统上,都讲中国人勤劳勇敢,而一旦五谷丰登,我们的先人常常要做什么?两件事,一是修祖坟、光宗耀祖,二是娶小老婆。中国传统社会不支持财富拥有者,没有什么富豪是有几代传承的,所谓第一代是暴发户,三代才成贵族,一般中国的财富传不到第三代。我专门查过家谱,从湖北祖籍查到山西,30多代,没出过一个富人。这个家族没有对待财富的经验。我就怕了。如果成了富豪,我会不会修祖坟娶小老婆?我怕自己把握不住自己。

以前我说过准备在2006年以前登遍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然后就结束登山去航海,现在看2003年提前完成登珠峰的任务,整个计划也可以提前了。做到2006年我就退休,就算不离开经济圈子,也注定我永远不会当富豪了。人生最重要的是活得精彩,不在于拥有多少钱。

王石

王石

  我的个人消费不算多,也没那么多钱。别的富人,我见过的真正穷奢极欲的也少。奢侈与否,我觉得要看他是什么人。中国的富豪,照我看可以分成三种。一是投机者,通过股市、证券发了大财,这部分人现在表现潇洒的不多。股市发展这么多年,现在问题出来了,他们的财产大部分都缩水了,原来一些非常有钱的人,现在甚至变成了负资产。第二种是权力寻租,他们潇洒,成天呆在高尔夫球场。第三种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民营企业家,他们基本上经历了20年的发展,如今要么都在考虑做大,要么在考虑做全,资本都用在再生产上,现金没多少,而且也没有去奢侈的时间和习惯。像你提到重庆力帆的老尹,他有钱,可我敢肯定他花的还没我多。

在钱的来路上我们注意自己的行为,万科会去搞好各方面的关系,但我有一个底线,不行贿。

我形成这么一种对待财富的态度,有着很深的个人原因。我曾是彷徨少年,到处寻找人生意义。我看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的小说,对里面的暴发户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很久以前就在内心里厌恶那种人。现在的中国富豪里有一些真正喜欢作秀的,比如做慈善事业,没付出多少钱还弄得很光荣,捞形象分,其实还是暴发户的思维。还有些人表示清白,宣称自己不贷款,我告诉你,凡是这样的人其实都是贷不来的。中国企业有这么大的前进空间,哪个敢说自己不缺少发展资金?

对于这些财富背后的东西我是害怕的,自己又喜欢受人关注的生活,那就这么着吧。

张朝阳:财富稳定后,生活就浮现

张朝阳1964年生于陕西西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作为搜狐公司的创始人,在2003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以2.7亿美元排在第20位。

在福布斯排行榜上我以2.7亿美元排在第20位,这个估算是准确的。我的财产绝大部分在股票上,都是公开的,很好计算。至于现金,我可以说有了一定保证,具体数目还不是很方便谈。现金给了我一个安全感,让我觉得够花了,再怎么着,这辈子还会有这些作保障。工作的压力因此就变成了纯粹的乐趣。

网络低潮时期,我曾经特别敏感。当时搜狐的股价跌到1美元以下,差一点儿就到了31天,被纳斯达克警告。当时情绪很低落。最初我们上市时股价13美元,我自己清楚,公司没有规模,美国股市是把中国的网络股当做一个整体、当成一个概念来看,价格表现不真实。因此开始跌的时候我不是很难受,但是真正看到被摘牌的危险了,就开始担心公司的前途。过了那一关之后情况就比较正常了,网络进入一个发展期,搜狐做起来了,股价反映的就是你公司的发展情况。现在股价再怎么波动也不会有多大的幅度,它跟你的业绩好坏是紧密挂钩的,因此我的财产基本上稳定住了。

我的个人消费情况不方便回答,但我可以说,消费很低,没有豪华的生活。现在还是工作的时间比较多,用于娱乐的时间很少。

由于在媒体的曝光率比较高,我可能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张朝阳爱玩,其实不是。以前搜狐最大的问题是关注度,那么凡是对公司有益的事情我都会去做,曝光率就是这么来的。现在公司已经过了那个阶段,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本分,我也就不参加那么多秀,而且只接受必要的媒体采访。

再有,这也是一个兴趣的问题。以前我对出名兴趣浓厚,现在够有名了,对那些出风头的事情就不是那么感兴趣。最主要的是,现在再秀一下,对搜狐的帮助不是特别大。

张朝阳

张朝阳

  我觉得中国的富豪阶层还是应该得到公众的尊重,当然前提是合理合法。这些人能干,比如能抓住机会,这就是好的一面。现在大家谈资本原罪比较多,其实在资本积累时期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应该尊重历史,考虑当时的情况。既要重视历史过程中的公平性,又要考虑现实和未来的发展,作均衡的考量。

比如说,对待一个早期创业者,他做成功了,那么个人才能和远见起多大的作用,政府的帮助又起多大的作用,应该有客观准确的分析测算。现在因为这些历史纠葛导致了一些问题,我觉得这要求我们的司法制度稳重成熟起来。其实对资本原罪的问题,国外也不是那么苛刻,美国就有很多大赦,这才是我很重视的成熟的态度。

如果我们进行类似的大赦,应该有合乎国情的标准。什么样的不可宽恕,什么样的可宽恕,要恰当。如果相关的司法执行过于严苛的话,那么结果就是人民币外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非常坏。

我是依靠经营网络公司获得财富的,没有资本原罪的问题,因此可以说这个话。应该有人来说的话我来说它,我觉得这也是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

现在我比较重视两个问题。一个是环境污染,我在持续地关注;二是艾滋病的事情,它不像SARS那么受到大众的重视,但它的影响不只是吞噬掉很多GDP。在搜狐网站上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两件事。

至于富豪是不是要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来尽自己的社会责任,比如投身慈善事业,我觉得那完全是个人的选择。我们已经建立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意识,那么就意味着财产所有者有支配财产的完全权力。一个企业家能够为经济作贡献,创造就业机会,纳税,这才是他的本分。如果不专心做这些,有了钱去捐献,那只是小的贡献。

当初我在美国压力非常大,这个经历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在美国的中国人是很缺乏安全感的,在国内出了问题可以找父母找朋友,在美国工作丢了,你就交不上房租,很多人就因为这个压力大,心脏病暴发就死了。因此搜狐这些年来一直诚惶诚恐,做事情很谨慎。在网络这个行业里,我觉得没有在国外呆过的人胆子特别大,敢赌博,不管结果怎么样,就因为没经历过那种困难。搜狐因为谨慎,现金流一直很好,但也失去一些机会,给竞争对手提供了一些机会。我们的董事会比较西化,对中国不是太了解,我在说服他们时,也不是太推行激烈的方式。

这些年我对财富基本就是这么个态度:谨慎、理性。

现在的情况有些变化,财富稳定之后,生活本身就浮现了。我总是说这句话,缺什么想什么。谁说他不想出名那是假话,人都想出名。不过出了名之后事情又不一样。过去几年里其实我一直就觉得自己最缺时间。吃顿饭要想着打几个电话,喝杯咖啡又要接几个电话,就特别想安静,不被干扰。希望自己不用为工作而违背自己的意愿,特别渴望自主和从容的状态。其实直到一年多以前,我还过着那种生活,要去见无穷多的客户,开无穷多的新闻发布会。那时的原则是公司的目标第一,自己的意愿要妥协。

现在,不是特别大的活动就不用去了,生活比较舒适。这一方面是因为公司发展了,我有了这个资格。另一方面也看得出来,我们的团队成熟起来,每个人可以担当自己的工作。现在我终于可以安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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