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英特尔许多企业文化已经深深烙印在员工的习惯之中。比如在大连厂，记者见到所有的员工在步行上下楼梯时，均右手扶梯而行，这是为了安全和在紧急情况下的有序疏散。如果前来参观的客人没有这么做，迎面或身后都会马上有人提醒你。由于上下班坐班车时都被要求系上安全带，王博外出打出租时也会很自然的扎安全带，有一次临下车他见出租车司机看着自己笑而不语，原来是长期无人使用的安全带在他的白衬衫上留下了一道黑黑的印记。

　　尽管才26岁，但王博已经是英特尔大连厂生产制造部的一名生产主管，像他和李文一这样年轻的幸运儿，在英特尔大连厂还有很多。“我身边有许多同龄人，很多同事比我还年轻，我们是家年轻的工厂。”王博说。

　　“原先这个地方是农村，人们只能种地或以海为生，我们欢迎和鼓励英特尔这样的公司到这里投资，我的同事有很多都是大连本地人，包括我介绍前来应聘的。越来越多的现代企业来到这里，使这个地方的人生活变得宽广开阔。”李文一说，“虽然原来我就读的学校没有了，但拆迁后，我的母校搬到了设施更好更全的楼里。”

　　科必杰估计，60%—70%的大连厂员工来自当地。其实，当初大连给英特尔的条件与其他竞争城市相比并非最优惠的，英特尔看中大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本地人才培养能力。后来英特尔方面告诉戴玉林，是大连20多所工科很强的大学和整个东北地区的100多所大学，吸引了英特尔。“英特尔在这个地方以后会有几千名员工，不可能都从国外或外地来，必须在本地找，本地没有人才培养能力不行。”戴玉林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大连能成为世界级的半导体人才基地之一。

　　二三线城市的新移民

　　全球金融危机让半导体行业受到巨大冲击，2008财年第四季度，英特尔净利润同比下滑90%。这让戴玉林一度非常担心大连厂的建设进度会被推迟。事实上他的担心属于多余，英特尔按照承诺将4.25亿美金当期投资按时到账。“英特尔在金融危机中采取的策略跟其他公司不一样，我们不仅继续投资，而且加快了芯片厂的建设。”科必杰说，“我们的创始人摩尔先生在1980年代就说，走出危机最好的办法是不断的投资，这一次英特尔也是这么做的。”

　　英特尔对付经济不景气的另一策略，是把产能向低成本地区转移，芯片巨头在这方面同样具有丰富经验。2009年1月，英特尔宣布关闭位于美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5家工厂，影响员工数量约6000人。2月，英特尔将其位于上海浦东的封装测试工厂整合到成都工厂，约2000名英特尔员工受到影响。关闭工厂之后，英特尔在上海将专注于研发。

　　一年多过去，英特尔上海工厂的移动芯片产能超过50%已经移到了成都。更重要的还是员工安置。据英特尔介绍，2000名员工，由于家庭等原因大部分都选择留在上海，从英特尔获得了丰厚的离职补偿，也有20%选择留在英特尔，其中200多人整合到成都工厂，100多名员工去了大连。曾经是英特尔上海闪存工厂厂长的卞成刚，6个月前到成都就任英特尔成都芯片厂总经理。据他介绍，英特尔为了吸引上海员工搬到成都来，高级副总裁BrianKrzanich特批了很多权限，给员工提供的转移福利包括搬迁费用补偿、家属安置以及职位安排等，但他拒绝透露具体的条件。

　　而伴随着英特尔产能的挪移，中国的二、三线城市正在吸纳越来越多肤色各异的“老外”，以及一线城市人才的“倒流”。

　　英特尔大连厂工艺部部门经理黄小锋去年11月份从美国培训完回来，他曾经在摩托罗拉投建的中国第一个200毫米的8英寸芯片厂工作，在摩托罗拉干了7年后，2003年跳槽去了中芯国际（行情,资讯,评论），2008年被英特尔“挖”到大连，然后去美国亚利桑那培训，培训的地点竟然就是10年前在摩托罗拉培训的同一个地方。光头的黄小锋自称是个喜欢冒险的人，他曾经和妻子一路开车从北京到了拉萨，又从拉萨跑到林芝，然后绕巴松错湖转了一圈，从西藏回来的第三天发现汽车里边的皮带断了，空调风扇崩了，水箱也要爆了。“如果这事发生在唐古拉山口的话就麻烦了。”但黄小锋还是觉得有时候冒一些风险是值得的，比如跳槽来英特尔。为了来到这家业界最好的芯片公司，进入业界最完善的技术培训系统充电，他和太太，外加太太的一条狗，开着车就举家搬到了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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