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份他在大连金石滩买了一套房，现在尽管设备安装和工艺调试忙得晕头转向，下了班之后他还要跑到金石滩看看。“装修房子永远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他觉得不虚此行，“这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业规划方向，整体的团队建设很健康，大家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每个人都知道我以后要做什么。”

　　现任大连厂物理运作经理的美国人亚伦·海乐已经在英特尔工作12年了，先后做过5种完全不同的工种，包括质量工程师、CPU研发人员、网络技术支持、物流采购等。当英特尔在美国进行大连厂的内部招聘时，他上网查了一下，发现那里是个非常美丽的海滨城市，这是他第一次到美国以外的地方工作。亚伦看上去很年轻，但他已经有两个分别为6岁和5岁的孩子。来大连前，他也经常到亚洲出差。“但是商务出差和你真正在一个地方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跟我自己的预期也不一样，东北的文化、中国人的想法跟美国人很不一样。”拥有一名华裔太太的亚伦回忆说，两年前他刚来大连时，不习惯这里的交通，也采购不到很多生活用品，但现在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了，“你可以看到很多美国商店开张，现在我非常享受在中国的生活，我的家人也很开心，孩子们在这儿结交了来自德国、奥地利、韩国的小朋友，他俩讲的中文都比我好多了。”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英特尔员工融入中国一样，英特尔作为企业公民也在融入中国。2010年是英特尔进入中国25周年，在英特尔内部，这25年被分为三个阶段：1985—1995年，探路，感受中国；1996—2005年，起跑，认知中国；2006至今，深耕，融入中国。

　　“建立大连芯片厂，扩大成都厂投资和上海研发力量，支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第三阶段的主要战略，这个目标在今天可以说即将圆满完成。”戈峻说。

　　好事多磨的“姻缘”

　　大连厂在英特尔内部的编号是“FAB68”。英特尔为自己的芯片厂起名有一个规律，是以相同尾数为一个地区的工厂编号，比如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第一家工厂代号为12，第二家为22，最新的工厂为32。在以色列有8、18、28号厂。在准备给大连工厂编号时，英特尔查了全球的工厂代号，发现没有以9结尾的地区，所以一开始英特尔决定以“29”来命名大连工厂。但在做项目宣传的前一周，英特尔CEO欧德宁审查新闻稿时发现，29在中国是一个平常无奇的数字，他让大连厂总经理柯必杰询问中国同事，“能使中国人激动”的数字是什么。人们告诉他是88。但搞清楚88的内涵之后，英特尔内部又觉得“88太过张扬了”，所以最后确定用“68”。

　　“既代表我们工厂建设顺利，建起来后也能够发财，是一个很吉利的数字。”柯必杰对《商务周刊》说，“这是个完全真实的故事。”

　　但英特尔落户大连的过程可并不顺利。其实早在2005年，大连就曾竞标过英特尔一个投资5亿美元的分工厂项目，前后谈了半年多。戴玉林至今记得，2005年6月22日，时任英特尔中国区总裁陈伟锭和政府事务总监王黎，在一间会议室里告诉大连市长夏德仁和他，英特尔决定不选择大连，“我跟夏市长在那默默无语坐了好长时间，他也不说话、我也不说话”。

　　这之后峰回路转，大连获知英特尔又开始了芯片厂选址的消息。2005年9月英特尔CEO欧德宁来华访问，在北京西三环的香格里拉酒店举行宴会，但仅邀请了上海市和成都市的官员参加。戴玉林请兼任国务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办公室主任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出马帮忙，好容易得到面见欧德宁的机会，中间又遇到飞机晚点、转落天津，满头大汗的赶到北京见了欧德宁一面。会谈过程中，戴玉林此前苦学的半导体专业英语派上了用场，他听到欧德宁说了一个单词Forward翻译没有翻出来，他知道那是半导体“前端制造”的意思。事后他一打听，果然，欧德宁是说英特尔尽管放弃了在大连的项目，但可能在中国还有更大的计划，比如Forward。

　　“我希望的焰火立即重燃，马上打道回府组织我的原班人马研究如何把这个项目引入大连。”戴玉林说。

　　谈判的过程艰辛而有趣。戴玉林回忆说，英特尔发来了1000多个问题，让他们一条一条的回答。比如英特尔要求大连市提供男人和女人的平均身高，这个小小的要求居然难住了戴玉林，因为我们国家的统计局不统计身高。而且他也很纳闷，寻思英特尔想知道这个数据，莫不是为了员工“找对象的需要”？后来才知道这是考虑到欧美人身高和亚洲人不一样，相应的设备高度也要调整。最后戴玉林想起来做体检的医院可以找到身高数据，弄了2000多个样本才向英特尔“交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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