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与不懂中国市场与文化的贵方董事合作是相当艰难的。

　　由于贵方委派的董事根本不懂中国的市场，捕捉不到商机，而且除了每季开一次董事会要我们汇报经营状况、分析市场形势、提出下阶段营运方案，平时可以说根本看不到他们的人，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可能对下属几家合资企业大门朝哪里开都不知道。本人为了合资公司的发展，多次向董事会提出开拓市场和开发新品的合理化建议，如增加水线扩大瓶装水的生产能力、生产非常可乐及根据市场的需要和响应政府部门的号召，到一些欠发达地区，同时亦是市场处女地的区域建厂，不仅有帮助贫困地区脱贫的社会效益，同时也会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等等，但屡屡遭到他们的否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合资公司的发展，本人也只好干了，否则我如何履行作为一个实际经营者为股东创造利益与回报的责任。而他们既反对亦知道我干了，亦没有采取任何限制的行动，幸运的是我干成功了，大大提高了合资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使合资企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才免遭了像乐百氏管理层被赶踢出局的厄运。

　　3、既不想承担风险，又不愿履行责任，总想攫取别人的利益，对合资公司没有丝毫帮助。

　　在合作的前几年，贵方委派的董事对我们提出来的发展项目总是不愿投资，等我们投资了、产生效益了，他们又要硬挤进来了，不给他进还不行，实际上是让中方承担前期投资的风险。等到后几年看看我们每一次都很成功，当年投产当年产生效益，总算是愿意投了，但投了之后一下子尚产生不了效益又要求退出，南阳的方便面项目就是如此，还非得要我们将股权买回去。我们的合资公司是1996年4月成立的，而贵方董事却要求我们将合资前的三月份利润亦要分给他们。11年来根据技术服务合同，贵方从合资公司拿走了8000多万的技术服务费，而这11年来却没有提供过任何技术服务，他们的所谓“合同规则”、“契约规则”又到哪里去了？连我们要筹建一个科研中心，要到法国去参观考察一下，他们还要向我们收取陪同人员的差旅费，每人1.2万欧元的陪同费，如果要接受培训还得付每人每月1.2万欧元的培训费。他们派了一个技术总监来，非但没有提供任何技术，反而在收集我们的配方工艺，我们与你们在印尼合资的乳品厂至今亏本，他们连报表都难得给我们一份，而且从设备选型、配方工艺一直到安装调试、解决质量问题都是我们派人无偿予以解决的，相比之下你们是否亦太小家子气了。最近范易谋还说营养快线是与我们共同开发的，请去问一下我们的科研人员到底是谁开发的，也可问一下贵方的二位董事，他们现在能否生产一批与我们一模一样的营养快线让我们看看。

　　并购不成，就搞个人人身攻击，欲将我置于死地而后快。达能，斯德哥尔摩见。今天本人告别达能，希望明天达能不要告别中国……

　　此致

　　敬礼！

　　宗庆后敬上

　　将计就计：商标仲裁破除舆论迷信

　　双重阴阳，双重非法：商标合同

　　范易谋不肯接受宗庆后的和解条件，宗庆后“直面”跨国公司对手，这时他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法律战场远在斯德哥尔摩，这场真正要命的法律战自己却抓不到主动权；第二是近在眼前的达能舆论战，不小心就会被搅得心神大乱。

　　首当其冲是家门口的舆论战。

　　达能与奥美打响的“4·11”第一炮，发明宗庆后“没有契约精神”论，确立了压倒性的优势。次年，我参加一些会议，发现即便是关心天下大事的资深财经媒体从业人士，说起达娃之争来，还是认为这是一场“商标转让给外资企业后、中方悔约”的事件。

　　新浪网一次访谈节目中，我重提阴阳合同与商标归属的问题、宗庆后竞业禁止的问题，从法律角度分析了一番。等我说完了，《工人日报》的主任记者说：钱律师，听了您的话，我只有一个感觉：晕！旁边的嘉宾是《第一财经》的，接口笑说：“Double晕！”这叫“双倍的晕”，英语类似的还有“三倍的傻瓜”的用法。我不知道双倍的晕是多么晕，但是肯定受了“公众迷信”的影响，分不清孰是孰非。如果娃哈哈起诉达能与奥美，要求消除影响的话，只怕达能还要花500万才能消除的彻底。

　　同时我想到以前常说达能设计了“阴阳合同”，这话不准确，应该叫“Double阴阳合同”才对，就是“两重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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