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祖母的那句话，钟小健现在或许还当着两家代工厂的小老板，深圳、东莞两地跑，甚至还要饱受金融危机加工企业的转型之苦。

　　现为新东方集团董事长、澳门地产业总商会会长的钟小健，头衔多到足以覆盖整张名片的正反面。然而，这些都被他统一归纳为两种角色，一是商人，二是参政议政者，并且在这两种角色间切换自如。

　　低调却大胆，深藏不露却频频出现在公众媒体上，这一切放在钟小健身上却并不矛盾。无论角色如何转变，血液里的冒险基因似乎已经在他身上贴上了一个叫“冒险家”的标签。

　　出路

　　钟小健的商人特质打从他学生时代便开始显露。

　　那还是上世纪70年代初上山下乡的年代。在广州这个南国瓜果集散地，每年都有全国各地众多土特产公司来这里进驻采购西瓜、荔枝等水果。刚刚中学毕业的钟小健进入甘肃省驻广州办事处，成为一名采购员和火车货运水果押运员。从广州到兰州，一趟车下来，除去70元的车票费，钟小健还能赚得110元。

　　“那个时候的普通人工才27元一个月，我一趟车就180元，很有钱啊。”他回忆道。

　　几年之后，广东沿海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由于国内地价便宜，劳动力成本低，香港厂商逐步把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转移到大陆做来料加工。当时，身在香港的父亲嗅到了商机，便和钟小健商量着如何在深圳和东莞投资设厂。

　　1980年，钟小健在深圳和东莞创办塑胶玩具和劳工手套加工厂（港资），并由此赚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而这一桶金所带来的财富象征之一，便是他在广州买下的那一套18,000元的别墅。

　　实际上，头脑灵活的钟小健开始慢慢察觉到加工厂所存在的隐忧：产品竞争力低，发展前景并不乐观，于是他考虑着转型。这种想法，在当时珠三角加工行业的一片依旧叫好声中，显得有些另类，甚至是意味着风险，转型也因此显得寸步难行。

　　有一天，一手带大钟小健的祖母对着他说：“你是一个喜欢拼搏、积极想办法的人，这个地方不适合你，你要去香港。”

　　祖母的话，犹如醍醐灌顶。

　　但戏剧性的是，香港并不是钟小健的最终福地。

　　去了香港之后，看着一栋栋拔地而起的现代化高楼以及上了轨道的城市建设，钟小健猛然意识到，这并不是最适合自己的地方。于是，他转战澳门。

　　究其原因，钟小健的考量显得充分而理性：被葡萄牙占据400年之久的澳门有着老殖民地社会的深深烙印。仅占澳门人口5%的葡萄牙人，统治着95%的华人，人种的不同、语言的障碍、文化渊源的差异，再加上老殖民国的衰退，澳门多年来处于无力经营、只统不治的状态。特别是澳门回归日程敲定后，葡方几乎对澳门处于撒手不管。治安混乱，行业凋零，经济连年负增长……相比起香港，澳门更有发展的空间和前景。

　　“澳门那个时候很落后，还不如中山石岐那么有人气，唯一有人气的地方就是赌场，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那个时候我就看好澳门，我认为澳门适合我。”

　　钟小健人生的另一幕冒险大戏由此拉开帷幕。

　　“非主流”抄底

　　命运如此吊诡。

　　那时的澳门，尽管经济萧条，但博彩业却仍旧兴旺，几乎所有赌场皆门庭若市。自幼受内地传统教育影响，钟小健对此不仅不感兴趣，甚至有些厌恶。然而，他深知博彩业是发展澳门的一部分，因此便抓住机会介入了对博彩业的管理和经营。几年下来，不好赌且不懂赌的钟小健却在博彩业成功获得他在澳门的第一桶金。1987年，他买入位于澳门新口岸的新楼盘，开始投身房地产业。

　　在这个充满了变数及博弈的行业里，钟小健的投资方式往往显得有些“非主流”。

　　时值1989年，政治环境风云变幻。原本与内地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澳门经济一片混乱，房地产业尤为突出。一些地产商纷纷缩资、撤资、低价抛售地皮和楼盘，澳门房价暴跌，曾经的香饽饽一时间倍受冷落。此时，钟小健却看到了这块弹丸之地的楼市前景，与楼市主流逆行而为，倾其所有，趁低买入。

　　不久，地产业走出了低谷，而且一路攀升。钟小健也由此拿下了他在澳门发展的第二桶金。

　　对此，钟小健自嘲道自己不懂政策，全靠胆识才成功抄底。

　　1990年，中央放宽货币政策，开发房地产。许多企业纷纷前往澳门买地，房产业一下子又变得红火起来。但随之而来的，是愈发明显的泡沫。因此，1993年，中央着手宏观调控，资金被陆续抽回。

　　此时正值澳门房地产业发展的最高峰时期。由于依旧看好澳门市场，即使其他人因为宏观调控政策而纷纷撤离，钟小健却仍然没有停止购买房产。1997年，一场金融危机，让原本自1995年就逐步下滑的澳门地产业雪上加霜。而这也使胆大的钟小健猛地陷入了事业的低谷。

　　持续10年的经济低迷期，远远超出了钟小健原本的预计。以至于后来他和别人谈起，都感慨到：“那个时候，隨便让你挑做哪一行都可以。为什么挑不出来？因为环境差，没有一行是可以的。”

　　“到了2003年，情况才有所好转。但那一个十年，真的很艰苦。”每当回想起这段往事，钟小健总是摇头笑着说：“以前因为胆子大，我成功了；后来也是因为胆子大，却受到挫折。”

　　2003年的非典，犹如黑云压顶般地给澳门经济市场带来了“黑暗”，但此时的钟小健却明显看到了转机。2003年1月1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开始实施。为了振兴港澳经济，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加快了CEPA的落实步伐。同年7月，适时推出港澳“个人游”政策，无疑给港澳旅游业注入极大活力。随着“自由行”的到来以及博彩业的更进一步开放，澳门极有可能要建成“东方的拉斯维加斯”。 于是，他果断决定，更加大在地产业的投资力度。

　　一系列的环境变化在无形中也吸引了大批投资的涌入，这间接让澳门地产业慢慢开始恢复元气。钟小健感觉，就快熬到头了。

　　经历了上一次的“滑铁卢”，钟小健开始对政策方面投入更多的关注度。在房地产复苏后的第一个发展浪潮里，他甚至转移了博彩业的投资，正式将房地产变为自己的主业。

　　2008年金融海啸，被钟小健视为第二个浪潮。尽管金融海啸间接祸及澳门房地产，但由于看到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利好，他选择了继续参与房产以及地皮的购买和开发。相关数据显示，2010年，澳门的个别楼盘已经追回金融海啸前的水平。

　　毫无疑问，钟小健再一次成功抄底。

　　智囊发力

　　2003年对于钟小健而言，还有另外一层意义。

　　这一年，他获邀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2008年时获得连任。外界对于这位来自澳门商界的委员的评价是：宏观思维活跃，表达逻辑性强。或许，正因为此，他成为了每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央视必访的对象。

　　但不为多数人所知的是，进入这个角色的他，不仅呈上的提案多被政府采纳，而且时常还会因为某项提案而敢于和政府“叫板”。

　　在澳门回归后，港澳“两地牌”车辆经过广东一些公路收费站时仍被要求缴纳港币，尽管金额不大，但交通却大受影响，更对驾驶者帶來不便。在钟小健看来，港澳车辆应一视同仁, 以此体现一国两制的精神。“合约是合约，但具体执行应以尊重国家法律为大前提。澳门同胞同样是中国公民，为什么不可以缴纳澳币？”

　　提案一出，便很快得到广东省政府的重视，“只收港币不收澳币”的尴尬局面也因此得以改变。

　　而之后的一次提案则关系到粵澳兩地的通关时间，对改善民生影响深远。2006年以前，珠海拱北口岸通关时间一直滞后澳门半小时。澳门口岸在每天早上7时就开始受理居民和旅客的出入境手续，而由于两地开关时间长期不一致，赶早从澳门赶往内地的居民和旅客从澳门通关后不得不等候近半小时才能进入拱北口岸。

　　2005年3月，出席全国两会的钟小健第一次提议《统一珠澳两地口岸开关时间》，但官方并没有采纳。面对回复意見，他的回答始终是“我不同意”。

　　“这不仅对澳门居民造成了不便利，而且对两地交流也不方便。如果澳门要推迟到7点半开关也可以。但这种做法不是倒退了吗？社会应该是向前发展的，拱北提前半小时，才是唯一可取的做法。”钟小健说。

　　之后的一切，顺理成章。国务院有关部门在接到钟小健的第二次提案后，专门派人前往拱北澳门口岸了解情况，并对相关提案进行了批复。长期困扰珠澳两地开关时间不统一问题自此得以解决。

　　在今年“两会”期间，包括他在内的澳门特区21位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建议，在珠海试行当地户籍居民赴澳门个人游“一签多行”政策。然而，这个提案并没有最终获得中央有关部门的通过。

　　对此回复，这位“民意委员”回应：“下次再提。”

　　游戏人生

　　现在的钟小健视坚持运动为每天的首要任务，往日最看重的生意则被摆放在第二位。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钟小健准备放缓自己事业发展的脚步。实际上，除了白天处理公司事务，他晚上应酬完回到家中还要补看当天的报纸和电视新闻，然后处理文件至深夜，凌晨六点才入睡。

　　但也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夜猫子”，却会为了学业，甘愿晚上服用安眠药强迫自己早点入睡，以便第二天一大早出现在课室里，“霸占”最前面的位置。

　　钟小健认为，人最好的思维经验是在60~70岁之间，属于最黄金时代。按照他的说法，他的黄金时代尚未到来。但面对他人的赞许，他却回答：“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然而，冒险家怎会有停止冒险的一天？

　　在钟小健看来，冒险是一种瘾，一种游戏，人生就犹如游戏。“做生意不是钱的问题，关键是个游戏。有的人天生就喜欢做生意，猫喜欢抓老鼠也不吃老鼠，不是么？”他说。

　　显然，钟小健是这场人生游戏中的最大赢家。

　　我与浸会

　　1999年，澳门经济整体低迷，包括我所在的房地产业也仍然没有走出困境。这个时候，我停下了手头上所有的业务，入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修读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课程，随后进入香港浸会大学攻读MBA。这在当时澳门的企业界引起了很大的非议，就连浸会大学的教授在面试我的时候也提出了不解。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是：没有灯我也可以摸着上楼梯。但如果说理论是灯，那么有了灯我就可以跑着上楼梯，速度快一点，最起码减少了我跌倒的可能性。

　　当时，教授还提到了一个时间问题。实际上，我把上学视为一个唯一的项目来投资，这个项目的性质与以往的不一样，我一定要让它成功。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平等的，关键是我们认为哪件事情最重要。时间是挤压出来的，就像拿个钉子在一块板上敲出一个洞一样，怎么会没有时间呢？

　　不可否认，我在学习的这前后4年里，很辛苦，付出很大。很多时候，我甚至要抢在闭关前从澳门过关，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半夜两三点出现在中大面包店门口买第二天的早餐。但事实证明，在浸会所学习到的知识，都结合了我在实际运作中所遇到的问题，这对日后我分析行业走势以及改善企业管理产生了很大的作用。通过学习，我的思维犹如脱胎换骨，以前是靠感觉决定一个投资项目，现在则是懂得在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调查、分析，来制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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