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的可口可乐是最体面的礼物，能够喝到这种带点药味的洋饮料也是一种被追捧的时尚。在可口可乐公司工作，就能够买到厂里内销的可乐。这样一来，不管家里遇到点什么求人的难事，只要可乐一出手，事情就好办了。他俨然成了亲戚朋友眼中的“大能人”。

　　“当时我们觉得工作清闲，主要是因为可口可乐的产量不大。”张寿君告诉记者，刚工作的几年里，每年的产量也就在30万—40万箱左右。一年中还被分成淡季和旺季，淡季时候的工作更是清闲。

　　对此，张寿君也许只知其然却不知所以然。事实上，可口可乐厂子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一度面临着还没开工就要停产的窘境。

　　可口可乐在北京设厂的事发生以后，一位老同志发话了：“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简直是卖国主义。”他同时要求，负责引进可口可乐的中粮一定要对此做出解释。

　　为此，中粮公司专门写了报告，阐述了以下5点理由：

　　一、可口可乐是饮料，有名气是因为销售的成功。特别是美国人到世界各地都喝这种东西，改革开放外国人来得多了，成为一种必备的饮料，我们应该满足这种需要。

　　二、可口可乐里用了我们中国的桂油。有中国的成分在里面。

　　三、我们尚未掌握软饮料生产装罐、装瓶技术，引进这套设施，有助于技术进步。

　　四、我们每年花30万美元买浓缩汁，但是我们的利润要比这30万美元多出2到3倍。

　　五、我们仅限可口可乐在北京设厂，不在其他地方设厂，也是对其有控制的。国家在政策上规定，可口可乐生产量不能超过我国饮料总产量的5%、建厂前必须办理审批手续。

　　通过这番解释，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北京厂得以顺利投产。投产后，产品供应给国内的旅游饭店和友谊商店，收取外汇，头一年就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提及当年为什么要给可口可乐这些限制，佟志广介绍说，一是怕可口可乐影响本国的软饮料发展。另一方面，这种限制也是对它的一种保护，避免引起太多事端。另外，佟志广承认，当时连同自己在内，大多国人还是对可口可乐抱有警惕之心。

　　二次建厂又起风波

　　1982年初，可口可乐副总裁、国际部总裁哈利坐在来华的飞机上，踌躇满志。他此行的目的，是在广州签署协议，建立在中国的第二家可口可乐灌装厂。

　　下了飞机，外经贸部的代表王品清已经在机场等候，双方宾主言欢，合同顺利签署。

　　不过，哈利不知道的是，在他坐上飞机的这段时间内，中国国内经过了多么周折的一个过程。

　　签约时期正值全国两会期间，在得到建厂消息后，广州市出现了“反可口可乐潮”。此时，广东省领导都在北京开会，他们批示对此要“慎重处理”并且要求推迟和可口可乐的签字时间。但这时，中央有关部门已经批准了哈利及其专机的入境签证，哈利已经来到了北京，第二天就要转赴广州。

　　怎么办呢？请示国务院领导！在紧急情况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指示“按原计划进行”。王品清亲自去机场迎接了哈利及其代表团。广州厂得以在1983年投产。

　　“现在可口可乐在中国已经拥有了30家装瓶公司和36家厂房，可在上世纪80年代，每建一个厂都要经过层层审批，磨很长时间，十分辛苦。”当时在可口可乐公司负责中国公关业务，后来升任公司副总裁的卢炳松说。

　　据佟志广回忆，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可口可乐总裁马丁曾有过“两年内不打算赚钱”的说法，不过，虽然总体上对中国市场的盈利前景没有过高要求，但是一旦精于商道的可口可乐前一步站稳了，必然会惦记着迈出下一步。

　　这次，他们的目标瞄准了国内的第二个装瓶厂。

　　1982年初，可口可乐方面开始了和广东省的谈判，他们把厂址选在了改革的桥头堡——深圳。后几经交涉，最终定在了广州。

　　可口可乐公司为第二个装瓶厂开出的条件是：提供每分钟500瓶的装瓶生产线，价款的50%为无偿赠送，另50%价款由进口可口可乐公司浓缩液补偿。

　　1983年又发生一件事，使十分严峻的形势进一步恶化。

　　不得不再详细介绍的是广州那次“反可口可乐潮”的由来。在可口可乐与广东省政府谈判建厂事宜期间，有一个地方的卫生部门提出：“可口可乐含有咖啡因，不符合卫生要求”。这个卫生部门的根据是，东北一个研究所给小白鼠喂了可口可乐之后，白鼠表现得十分兴奋。

　　众多健康类媒体纷纷对这一消息进行了转载。一时间，抵制可口可乐的风潮顺势而起。

　　可口可乐公司随即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如何解决问题。公司内部对此有很大的分歧。意见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主张打官司，走法律渠道，到国际法庭去仲裁，这派观点在公司内部一度占上风。而另一派主张用软办法，理由是因为即便赢了官司，可口可乐以后也很难在中国市场上立足。

　　“我们管前一派叫‘鹰派’，后一派叫‘鸽派’。”据当时负责中国公关业务的卢炳松回忆，“最后，‘鸽子’战胜了‘老鹰’。”

　　当时，美国的很多高官都是可口可乐的顾问，他们大多倾向于“鸽派”的主张。公司董事局最后决定，还是用软办法，劝说中国领导人给可口可乐放行。

　　卢炳松和他的同事们从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收集了含咖啡因饮料的资料，拿着这些资料去说服中国政府：茶所含咖啡因是同等浓度可乐的6倍，咖啡中咖啡因含量则超过可口可乐几十倍，但中国没有禁止喝茶，世界很多国家也从未禁止喝咖啡。此外，可口可乐还邀请中国官员到各国访问，并和当地官员座谈。

　　这个过程对于可口可乐来说相当漫长，工厂闲置，公司一筹莫展。

　　《中粮志》后来对此进行了总结：“咖啡因风波”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新鲜事物，有的人对引进像可口可乐这样有争议的产品出现抵触情绪，是很自然的。

　　而可口可乐方面对此也非常清楚。“当时，可口可乐简直就是其他在华外企的晴雨表。”卢炳松回忆说，只要可口可乐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其他企业就都会打探消息，比如来问你们是不是又挨批了？或者“什么时候问题解决了就通知我们”。还有的企业过来找卢炳松寻求建议：“我们有个报告，你觉得现在往上送合适吗？”

　　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奇伟也深有体会。他说，在上世纪80年代，凡事只要“挂”上了可口可乐的牌子，都必然会牵涉很多政治的因素。甚至有国外媒体评论说，从可口可乐开展新项目的顺利程度，可以估计出当时的中美关系是否紧张。

　　第二次险被“叫停”

　　1982年，一个寻常的冬日，北京的几家大商场都张灯结彩，异常热闹。这是可口可乐正在进行促销，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虽然一瓶可乐价格不菲，但是促销这种新鲜事大伙儿还是头一回见到。商场里一时间人潮如涌。

　　据考证，这次可口可乐的促销活动，是中国现代市场上第一次卖场商业促销。

　　对于这次促销活动，可口可乐公司曾征求过中粮的意见，后者明确表示不同意：“内地不同于香港，开拓市场不能操之过急，一定要避免发生副作用。”听到这个建议，可口可乐公司曾经犹豫过，但最终还是照常安排了这次促销活动。

　　这也许是因为，在此前的三年里，可口可乐已经“蛰伏”了太长的时间。

　　从北京厂生产线上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可口可乐，仅凭在中国旅游和工作的外国人远远无法消耗。1982年年初，在征得商业部同意后，中粮将供应旅游饭店后剩余的可口可乐交由北京糖业烟酒公司系统在北京投放市场内销。

　　尽管每瓶4毛钱的价格不是国人轻易可以接受的，但可口可乐在踏进中国大陆市场的第三年终于飞进了平常百姓家。看起来，这是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后意义非凡的一步。

　　不过，因为可口可乐的操之过急，这一步险些迈进了悬崖。

　　对于这次促销活动，北京各大报纸的反应都很强烈，认为在国家缺少外汇的情况下，引进可口可乐是浪费国家大量的外汇资源。对此，有政治局常委专门做出批示：可口可乐只准卖给外国人，一瓶也不准卖给中国人。其他中央领导也都先后圈阅。外经贸部根据批示，通知北京停止内销。

　　美国人不理解，为什么一次简单的促销活动，竟引起轩然大波。当时在可口可乐公司负责中国公关业务的卢炳松回忆说：“我去总部汇报，美国人吓了一跳：‘怎么卖个汽水也要惊动到政治局？’”那时，汽水从丰台五里店的生产厂往城里运，运输车上贴着可口可乐的广告，被警察拦下，不让进城。

　　一夜之间，所有可口可乐都从商店的柜台里撤下来了。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一下子陷入了停顿。

　　无奈之下，可口可乐公司只好找合作者中粮公司帮忙。当时中粮直接负责协调此事的是糖酒杂品处。先是糖酒杂品处处长陈光给《新观察》写文章反驳，但杂志拒绝发表。他又写报告到外经贸部，部里表示爱莫能助。

　　而后副处长刘昌玺提议，以“人民来信”的形式直接向中央领导反映。他把想法告诉中粮公司主管糖酒杂品处的副总经理朱晋昌，朱说：“你敢写，我就敢签名。”信写好，两人共同签名。

　　信中说，北京生产的可口可乐有96%是国产原材料，可口可乐公司供应的浓缩液只占成本的4%。北京内销的可口可乐不仅没有花国家一分外汇，而且通过旅游饭店，还为国家赚回大量外汇。将剩余部分投放市场，一方面丰富市场供应，另一方面，工厂可以获得可观利润。

　　这封信通过陈慕华送到了副总理万里的手上。陈慕华向万里汇报了北京可口可乐生产销售情况，希望中央批准内销，万里当即同意。陈慕华将万里的意见批在刘昌玺的信上，退回中粮。

　　可是，当中粮把万里的意见告诉外经贸部时，部里表示，停止内销是根据中央领导文字批示，要恢复内销，最好也有中央领导批示的正式文件。部领导责成中粮糖酒杂品处代部里拟稿向国务院请示。刘昌玺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在报告上批了两个字：同意。

　　一番风波过后，可口可乐终于重新恢复了内销。不过，此后的可口可乐“学乖了”，只是暗暗地卖，再不大肆宣传了。

　　第一个中美合作企业成立

　　1984年，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五年的可口可乐再一次成为了美国媒体笔下具有象征意义的代表物——《时代周刊》刊登了一期封面：“China’sNewFace(中国的新面貌)”，一个衣着普通的中国人站在万里长城的背景下，手里拿着可口可乐，面露微笑，直白地表现了中国正在开放，人们将要开始新生活的景象。

　　这一年，可口可乐在中国推出了雪碧及芬达产品。1985年，首家合资瓶装厂在珠海投产，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

　　终于，可口可乐在1986年开始了与上海方面的谈判，在上海建厂的愿望将要变成现实。不过，这次可口可乐想建的厂子却和前几家不同——不是单纯的灌装厂，而是浓缩汁的生产厂。

　　由于浓缩汁的配方一直保密，美方要求这个厂由可口可乐独资。但在当时，中国尚没有外资独资的先例，政策上也并不允许。后来，中方代表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先由可口可乐建两个厂——一个浓缩汁厂，一个汽水厂，再由美方把汽水厂白送给中方。然后，这两个厂子组成一个联合董事会，中美两方各控股50%，组成一个合作企业。

　　美方听后欣然应允。而这个直到1988年才建成的厂子，是我国第一个中美合作企业。

　　通过一道道复杂的手续，浓缩汁厂终于建起来了。不过，直到今天卢炳松也搞不明白，明明是在上海生产的浓缩汁，为什么要算进口？当时，可口可乐要提前半年申请配额，先后盖48个图章，才能把浓缩汁从浓缩汁厂运到隔壁的汽水厂。

　　经过一次又一次艰辛努力，可口可乐终于逐渐融入中国人的生活——

　　1986年，上海厂兴建投产；1987年，南宁及大连厂投产；1988年，首家可口可乐浓缩液厂在上海投产；1989年，南京及杭州厂投产；1990年，天津厂投产；1991年，海南厂投产……

　　可口可乐的汽水厂以每年一家的速度稳步提升，在建厂过程中受到的争议也越来越少，中国人不再把这种略带药味的东西当作“美国象征”了。

　　在可口可乐一路走来的历程中，正折射了国人逐渐开放的心态变化历程。

　　卢炳松清楚地见证了这一历程，而且，国人的开放程度远比他想象中的更快。

　　1986年年中，卢炳松鉴于上一次商业促销的教训，拒绝了一次在华赞助。当时，摇滚歌手崔健在一个由可口可乐赞助的世界摇滚乐比赛上得了一等奖，回京后想开一场个人音乐会，要找赞助商，于是就找到了可口可乐公司。起初，可口可乐欣然应允，但被卢炳松紧急拦下：“摇滚乐和崔健的歌在当时都是有争议的，赞助崔健的摇滚乐，不是要把可口可乐引向争议之中吗？”

　　不过，没过多久，又有一个向可口可乐要求赞助的项目找上门来。让卢炳松没想到的是，这次是中央电视台。

　　1986年10月，英国女王首次访华。BBC为此拍了一部纪录片，中央电视台要买片子播放，却苦于没有资金，于是找到可口可乐，希望对方能赞助20万美元，条件是在片子播放前后播放可口可乐广告。

　　当时，尽管对方是财大气粗的可口可乐，这20万美元也着实是个天价。“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卖一年汽水也赚不到20万美元啊。”卢炳松向中央电视台来人笑着说。不过，精明的可口可乐公司还是迅速抓住了这个机会。善做生意的美国人很清楚，一旦可口可乐的形象广告在中央电视台上播出，就意味着可口可乐公司的形象已经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中国出现了。

　　尽管早在1981年的时候，可口可乐的广告牌已经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球赛现场，但是，能够在国家电视台打出形象广告，依然被可口可乐公司视为一大进步。

　　而后，可口可乐的发展一路平坦。这并非因为在中央台播出了广告，而是因为，可口可乐所处的大环境，已经和它刚刚踏进中国国门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迈得更大了。1993年，当时的轻工部批准可口可乐建立10个新厂。之后，武汉、西安、沈阳、郑州、哈尔滨、青岛、合肥、太原等多个瓶装厂陆续开始投产。

　　至今，可口可乐已经成为国人生活中最普通的饮料之一，当人们打开红色的汽水罐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瓶小小的汽水曾在中国经历过那么多的波折。

　　而这一切，对于当事人则真是印象深刻。以至于时隔30年后，很多人还能清晰地回忆出一个个细节。当时在引进可口可乐时起到重要作用的佟志广，此后担任了中国“入世”第二任首席谈判代表、中国谈判代表团团长。“当年引进可口可乐的时候，很多人已经说‘不敢想’了，可是我后来参加复关谈判(1991年—1993年佟任谈判代表)，更多‘不敢想’的事发生了。”佟志广说，“1979年可口可乐进来的时候我就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会走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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