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在两个月前还只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一名普通研究员，而现在，她已经成为新闻的主角。因为她获得了美国拉斯克医学大奖，因为这个奖是迄今为止中国生物医药界所获得的最高的世界级大奖。

　　掌声之外，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作为一个团队项目，屠呦呦有没有资格以个人的名义获奖？“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实，又让人对于中国科研成果的评价体系产生了些许疑问。

　　而今天，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或许能给我们一些答案。

　　在15日召开的中国中医科学院2011科技工作大会上，屠呦呦研究员被授予中国中医科学院杰出贡献奖，她所带领的青蒿素研究团队同时获得了10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此前，屠呦呦更是获得了美国2011年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生物医药界所获得的最高的世界级大奖。

　　从幕后走到舞台中央，81岁的屠呦呦平静地说，总结这40年来的工作，我觉得科学要实事求是，不是为了争名争利。

　　三个“第一”，让她赢得拉斯克奖杯

　　带着沉甸甸的拉斯克奖杯，面对赞誉和争议，屠呦呦从容淡定。

　　我国在1967年组织了全国七省市开展包括中草药在内的抗疟疾药研究，先后筛选化合物及中草药达4万多种，也没有取得阳性结果。1969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接受任务后，屠呦呦任科技组组长。

　　从1969年1月开始， 历经380多次实验，190多个样品，2000多张卡片，她查阅大量文献，借鉴了古代用药的经验，设计了多种提取的方法，终于在1971年提取出青蒿素。

　　用乙醚提取青蒿素，这个看似一个极为简单的提取过程，却是拉斯克看重的首创精神。

　　青蒿素在研制成功之后，无论是申报国家奖励，还是获得国外奖项时，都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美国拉斯克奖评委们作了认真的调查后，在最后一份正式的文件中谈到，他们表彰的是屠呦呦对青蒿素的发现，而评奖的关键是三个第一：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入了“523”项目、第一个提取出了具有100%活性的青蒿素、第一个将青蒿素运用到临床并证实它有效。

　　中国中医科学院张伯礼院士说，这三个第一就等于首创。

　　首创只是开始。屠呦呦认为，中医药成分复杂，杂质多，如果在未掌握规律之前盲目提取，便无法最大限度地提取有效成分，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实践中反映不出应有的抗疟效果。所以，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反复试验，不断改进方法，不断地发现。

　　然而，如果这些发现不是突破性质的，青蒿素也许仍然无法被提炼出来。起初，屠呦呦选用的是北方生长的青蒿，但是试验效果并不明显。通过反复实践，她发现青蒿中青蒿素的含量与产地有关，南方的比北方的含量高；青蒿素的抗疟药效还与药物部位密切相关，茎和杆是不含抗疟物质的，叶子才是药用部位；叶子还与采收的季节有很大的关系，只有夏秋季叶子繁茂的时候，青蒿素含量才是最高的。

　　不断研究，不断发现，屠呦呦说，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必须持之以恒。

　中医研究应推倒围墙，实现真正的大协作

　　其实，在屠呦呦获奖伊始，就有一个争议一直伴随：“523”项目是个集体项目，能否由屠呦呦一人获奖？

　　对于这样的说法，屠呦呦没有争辩，脸上露出笑容，她说，青蒿素项目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一个团队做的，是一个大协作项目，是许多人共同参与的结果。连我的团队，也是有很多人参加的。

　　“523”项目是当时举国体制联合攻关的典范，从青蒿素的提取到结构的确定再到临床验证，无不体现了集体团结协作的力量。在拉斯克颁奖的典礼上，屠呦呦说，这个荣誉不仅仅属于她个人，也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

　　是的，屠呦呦从来没有否认，这样一项科研工作不可能一个人完成，有很多研究人员、很多省市都参与其中并作出了贡献。

　　张伯礼认为，美国筛选了30多万个化合物，都没有找到理想的抗疟成分。而屠呦呦的成功，更加凸显了我们中医药的优势。按照经验，在研究新药的时候，风险越来越高，研发一个新药就像是大海捞针。而在5000年的中药经验指导下研发新药，更像是盆里捞针，甚至碗里捞针，成功率往往要比完全从新老化合物中去找要高。

　　正如屠呦呦所说，成功也得益于祖国医学的伟大宝库。而在张伯礼看来，面对这座宝库时，只有联合多学科的力量，联合攻关，才能取得突破，取得进步。

　　推倒围墙、开门办院，成了张伯礼秉持的信念。面向国内外整合科技资源，培养与引进相结合，促进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开放共享，联手攻关，实现共赢。这也是中医科学院管理体制改革的紧迫任务。

　　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说，中医药科研更需要在组织上推倒围墙，创新体制和机制，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大协作、大攻关，取得大成果，开拓大市场。这是实施重大中医药科技项目的必然趋势，也是科研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三无”科学家获奖，科研成果如何评价

　　有人说屠呦呦是“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历，无院士头衔，无留洋经历。屠呦呦获奖后，受争议最多的是，我国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

　　上世纪60年代，由于疟原虫对奎宁类药物产生抗药性，使得全世界100多个国家、2亿多疟疾患者面临无药可治的局面，死亡率急剧增高。更为严峻的是，在当时，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没能研制出有效的抗疟成分。

　　1969年，时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开始征服疟疾的艰难历程。

　　“以需求为导向，以问题为动力，才能取得科学成功。”屠呦呦对记者说，如果说没有问题意识，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对于古人的记载，可能看一眼就过去了。

　　40多年的潜心研究，让青蒿提取物的抗鼠疟抑制率从零提升到100%。屠呦呦的同事、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姜廷良研究员说，为了保证病人的用药安全，在由动物实验向临床实验过渡时，屠呦呦还带头与课题组同志们一起进行自身试服，验证青蒿素的安全性。为了取得第一手临床资料，她亲赴海南疟区，奔走在高温酷暑之下，亲自喂患者药物，并整日守在病床旁边观察患者的反应以及疟原虫血片检查的结果，终于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首次30例患者痊愈的成功案例。

　　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刘保延说，“科研要以解决人民群众需求为目的。你研究半天，拿了多少钱，发表了多少篇文章，最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等于没有研究。我们不是要一味地做高深的基础研究，而是要去解决问题。”

　　中医药不单是中国人的，王国强说，“能够出成果，并且把成果转化为现实产品，特别是在生命科学领域有所创新，对人民健康生活有所贡献，是检验科技成果的重要标志。”

　　“希望我的获奖带来新的激励机制，鼓励大家更好地工作，多出成果，为世界人民造福。”这就是屠呦呦的愿望。（记者 王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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