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设中，往往有这样的现象：“老板的喜好就是企业文化，老板喜欢的一定是企业倡导的，老板厌恶的一定是企业禁止的”。然而，培养健康的企业文化并不是老板随心所欲就能造就的，按照儒家“人君犹盂”的说法，那并非是按照老板之“盂”去打造企业文化之“水”，而是反过来要求管理者按照以人为本的精神检点自己。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的几个小故事受到这样的启示。

    “无心插柳”

    据《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有一次到他宠爱的李夫人那里，顺便把李夫人的玉簪拿过来，盘住了自己的发髻。李夫人身边细心的宫女们发现后就开始模仿。别人问起来，她们就讲起了武帝与李夫人的故事，颇引以为荣。于是宫女们口口相传，大家都用玉簪绾定发髻，使得“玉价倍贵焉”。玉簪搔头，玉价倍贵，可以说是汉武帝“无心插柳”形成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企业文化形成的秘密，它就是管理者的偏好不经意间的流露所形成的惯性。管理者偏好的流露是不经意的，但是经旁观者解读，将它被认定为成功的相关环节时，这种行为便被赋予了文化的意义。在员工眼里，管理者往往就是成功者；员工也渴望成功，取得像管理者那样的地位，于是当管理者的行为被认定为成功的相关环节时，那就是他取得成功可以做到的第一步。即使自己暂时没有获得成功，但是“玉簪搔头”总可以成为被管理者肯定的一种表示。管理者拥有重要资源，掌控着资源的分配，别人要想获得这种资源，取得管理者的中意是非常重要的，至少不能违背管理者中意的行为模式，于是这种行为模式的流行便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一般说来，一种行为成为时尚，是人们在可能情况下的自觉选择。簪作为古人用来绾定发髻的长针，有金属、骨头、玉石等不同的材料，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随机选择。既然玉簪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意义，人们就不能不加以特别的考虑。但是当这种选择成为一种刻意的追求时，那就会成为一种负担。比如同是汉武帝，在他使用了以“玛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的豪华马鞍后，京都长安便兴起了豪华马鞍的装饰攀比之风。有钱人对自己的坐骑“皆以南海白蜃为珂(马笼头上的装饰)，紫金为萼，以饰其上。犹以不鸣为患。或加以铃镊。饰以流苏。走则如撞钟磬。若飞幡葆。”稍有些条件的家庭对马匹的饰品也是“竞加雕镂”，使得“一马之饰直百金”。汉武帝不甘落后，又“以玟□石为鞍，镂以金银□石。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自己被自己造成的奢靡之风束缚住了。

    应当承认，管理者的“无心插柳”往往是一种非职务行为，如果产生了一种文化现象，那不是他在有意倡导。相反，他有意倡导的文化理念有时可能很难奏效，甚至上升为一种制度也难以“落地”，“有心栽花花不成”。这是因为，当两者有冲突的情况下，人们更重视管理者实际倡导和践行的东西。员工往往认为老板的言行背后所隐含着的价值指向更实在和更可靠，把它称之为潜规则。如此说来，管理者要想在企业中形成一种健康的企业文化，就需要在自己的非职务行为中为自己的职务责任负责。比如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在公众面前曝光“天价烟”，在遭到媒体的质疑后被免职。基层局长抽“天价烟”当然与公仆形象不符，更重要的是抽“天价烟”远远超出了他合理收入的支付能力，背后隐含着某种潜规则。作为负责任的组织如果对此熟视无睹，腐败文化的沉淀就成了“无心插柳”。

    受之泰然？

    知道了企业文化形成的“秘密”之后，也就不难从反面找到不健康文化的源头，那也与管理者的个人偏好有关。

    刘邦当上皇帝之后，就把自己的老爹尊为太上皇，将其从老家接到京都长安皇宫。太上皇本可以从此养尊处优，不料日子长了，竟整天凄怆不乐起来。刘邦很纳闷，问老爹身边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位太上皇的出身并不高贵，一直和屠贩少年、酤酒卖饼的厮混，一起“斗鸡蹴踘”。皇宫里没有这些，他就感到很失落。刘邦为了让老爹高兴，就根据其爱好，按照老家的样子打造了一个小城，叫新丰，将老爹的那些狐朋狗友都迁了过来。有这么多故人陪着玩，太上皇是高兴了，却弄得新丰城里多是些无赖之徒，“斗鸡蹴踘”成风。

    刘邦投太上皇所好，太上皇受之泰然，结果搞乱了一方民风。更严重的是，别人也会对刘邦投其所好，上行下效。刘邦小时候常在乡间的社日活动中参与社祭，乐此不疲。大臣们知道了这一点，就把他乡间的旧社整体搬迁到新丰城。经过一番经营，不仅社树下祭祀社神的供台像模像样，而且连周遭的街道、楼房、宅院都保持了原貌。据说那些被搬迁过来的人们“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竞识其家。”为了能让刘邦重温旧梦，大臣们下足了功夫，劳民伤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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