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四大悲剧: 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5)

角色的悲剧至少从亚历山大·蒲柏和塞缪尔·约翰逊，对戏剧的分析就集中在麦克白的野心上，这被认为是角色的核心特征。约翰逊认为麦克白虽然在战场上表现神勇，但却在剧中被斥责。这种观点在文学评论中反复出现，而且卡洛琳·斯珀吉翁认为，莎士比亚自己也是这么做的。莎士比亚的贬损方式是给麦克白穿错衣服，让他丑态百出：他的衣服要么太大要么太小——好比他的野心太大，而他作王却一塌糊涂。当他被封为考特勋爵，被洛斯证实，并满足女巫预言时，感到似乎“穿上借来的衣服”。班柯称：“新的尊荣加在他的身上，就像我们穿上新衣服一样，在没有穿惯以前，总觉得有些不大适合身材。”。在结尾处，当暴君陷入绝境时，凯士纳斯看到他好像一个人试图将大外套穿在身上，但是皮带却太小了：“却说那是一个猛士的愤怒；可是他不能自己约束住他的惶乱的心情”，而安格斯则做出类似的比喻：“现在他已经感觉到他的尊号罩在他的身上，就像一个矮小的偷儿穿了一件巨人的衣服一样束手绊脚。”(V, 2, ll. 18–20)。类似《理查三世》，麦克白在血腥中跋涉，直到他最终的必然倾覆。肯尼斯·缪尔(Kenneth Muir)写道：“麦克白本身并没有谋杀倾向；但他的野心出来奇的大，以至于在对比失去王位的问题上，谋杀之类的不足一提。”一些学者，如斯托尔解释称这种描述是塞涅卡或中世纪传统的延伸。由此，莎士比亚的观众期望反面角色是完全邪恶的。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回答麦克白的动机并不容易。罗伯特·布里奇斯(Robert Bridges)发现了一个悖论：在谋杀邓肯一事上感到颇为恐怖的人，是不太可能去行凶的。对于许多评论家来说，第一幕中麦克白的动机显得模糊、不充分。约翰·多佛·威尔逊[44]在莎士比亚的原始文献上做出了推论，假设有一些附加场景，丈夫与妻子在其中讨论谋杀计划。这种解释也没有得到完全的证明；然而，麦克白的动机来自野心是被广泛认可的。这种由野心驱动的邪恶行为导致他陷入了恶性循环，正如麦克白自己承认的那样：“我已经两足深陷于血泊之中，要是不再涉血前进，那么回头的路也是同样使人厌倦的。”(第三幕、第四场)麦克白道德的悲剧麦克白野心的悲剧不仅仅局限于他个人。几乎在谋杀的同一时刻，戏剧描述了苏格兰大地的自然秩序被颠覆了。莎士比亚似乎想要提出伟大的存在之链，然而戏剧中的细节并不足以支持这种论述。他或许也试图恭维詹姆士君权神授的信念，但这也只是假说，亨利·N·保罗用了大量篇幅来论述这种说法并不普世。在《凯撒大帝》中，政治动乱甚至波及到了物质世界。戏剧中，对自然秩序的最大颠覆是睡眠。麦克白称自己“谋杀了熟睡的人”，反应在了麦克白夫人的梦游上。基本上，《麦克白》收到中世纪悲剧的影响，这可以从剧中对道德秩序的处理上看出。格林尼·威科姆认为作者通过门房的台词提及了地狱的痛苦。霍华德·菲尔普林[48]则辩称戏剧比“传统基督教悲剧”更为复杂；他看到戏剧中的宗族关系，以及暴政剧与中世纪礼拜剧之间的关系。颠倒性别这一主题也是秩序混乱的一大看点。对性别的颠倒最著名的联系出现在第一幕中女巫和麦克白夫人的身上。无论莎士比亚对颠倒错乱怎么写，戏剧都以回归正常性别秩序与价值告终。一些女性心理分析家，如简·阿德尔曼[50]将戏剧中的性别错乱归结为自然秩序颠覆的一部分。在此，麦克白因破坏道德秩序而被处以剥夺自然存在的判罚；自然本身(如勃南树林的移动)也是道德秩序恢复的一部分。在剧中，三位女巫代表了黑暗、混乱、争斗，她们的角色就是上述邪恶的使者和证人。[52]她们的出现代表了背叛与毁灭。在莎士比亚时期，女巫被视为比叛乱更为可恶的事情，“是能发现的最为臭名昭著的叛乱”。她们不但是政治上的叛徒，而且是灵魂的叛徒。许多混乱是由于她们可以在现实与超自然之间来回穿行所致。她们任性而为，以至于无法确定是她们控制了命运，还是命运的使者而已。她们蔑视逻辑，不受现实世界的控制。女巫的第一句话：“美即丑恶丑即美，翱翔毒雾妖云里”常被认为是确立戏剧混乱的根基。的确，戏剧充满了错乱，将邪恶误认为良善，将良善却误认为是邪恶。这些话都显明了女巫的意图：她们只想为活人找麻烦。虽然女巫们没有直接告诉麦克白杀死邓肯王，但她们使用了更为狡猾的诱惑，即告诉麦克白他终将为王。将这个观点植入他的脑中，女巫们成功地将麦克白带入迷途，引向毁灭。这些写作风格属于莎士比亚时代的特色。第一，她们争辩，如果一个想法被植入某人的脑中，那么他要么沉迷于此，要么断然拒绝。麦克白沉迷了，而班柯对此表示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