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义乌革命元勋、学术耆老陈望道(2)

（二）

“一师风潮”使陈望道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因而更增强了他对旧制度斗争的信心。这件事使他懂得，他在一师的改革，“实际上只是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仅因为这一点，反动当局就视为洪水猛兽，不惜大动干戈，可见“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件事还使他进一步看到，对待任何事情，不能简单从新旧来判别是非，“单讲‘新’是不够的，应该学习从制度上去看问题”。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实施都是劳而无益的。因此，必须“对于新旧逐渐有所区别和选择”，必须“有一个更高的判别准绳，这更高的辨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基于这种认识，他在“一师风潮”结束之后，就回到故乡义乌分水塘村，潜心研究新思潮，翻译《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应上海《星期评论》社的约请，专心在家里一间柴屋里进行的。柴屋经年失修，破陋不堪。山区的早春气候还相当寒冷，常常使他冻得手足发麻。但他只是凭借柴屋里的一块铺板，两条长凳，一盏油灯的简单用具，以及老母亲给他送来的每日三餐菜饭，夜以继日，孜孜不倦，终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贡献，时间约在1920年的三、四月间。

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译完《共产党宣言》后，上海《星期评论》发来电报，邀请他去上海担任该刊编辑。他抵上海《星期评论》社时，恰好“在三楼阳台上见到……李汉俊、沈玄庐，还有沈雁冰、李达”等人。第二天，他们“开会决定《星期评论》停办”。《星期评论》停办后，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于这年的8月正式出版。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后，立即受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热忱欢迎，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初版只印了千余本，很快就奉送完。于是读者纷纷投书到原《星期评论》的编辑沈玄庐处，询问《宣言》的发行情况。沈玄庐在1920年9月30日《民国日报》副刊搅悟》上刊登了一则题为《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公开信，信的全文如下：

慧心、明泉、秋心、丹初，p·a：

你们的来信问陈译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太多，没工夫—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问的话：

一、“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

二、这本书底内容，《新青年》、《国民》——北京大学出版、《晨报》都零零碎碎地译出过几本或几节的。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经陈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可惜还有些错误的地方，好在初版已经快完了，再版的时候，我希望陈望道亲自校勘一遍！

（玄庐）

同年9月，《共产党宣言》即重印了一次。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译本的正式出版，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建设，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成长，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大为惊慌，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当时，“在反动统治下，马克思主义书籍是‘禁书’。反动派常把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和所谓‘共产’、‘公妻’、‘洪水猛兽’牵连在一起，想以此来扼杀马克思主义”。陈望道也因此一再受到迫害。但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总是不胫而走的，……的真理是在无声地前进，没有办法阻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胜利”。由于革命的需要，《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曾一再翻印，广为传播。1921年8月党建立的人民出版社在《新青年》刊登马克思全书的目录中，重列了《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单是平民书社从1926年1至5月，就把这本书重印了10次。北伐战争时期，曾将这本书在军内散发，人手一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抗日战争时期，也曾多次翻印。

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有时书名只写《宣言》两字；译者也一再改名，如用佛突（望道二字英译第一个字母为v·t）。陈晓风和仁子等；出版地点也常常更改，使《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书。

1920年5月，陈望道接受陈独秀的邀请，担任《新青年》编辑。同年12月，陈独秀去广东任职，陈望道又负责《新青年》的编务工作。陈独秀于12月26日给胡适、高一涵写的信中也提及将《新青年》交给陈望道负责一事：“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情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

陈望道接代陈独秀负责《新青年》编辑工作时，正值刊物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的重要时刻。他旗帜鲜明，并竭尽全力与李汉俊、李达等一起，把刊物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特地从原住地三益里（邵力子家）搬到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新青年》编辑部就设在这所寓所的楼下，此处也是后来党的机关所在地。

陈望道对《新青年》采取的是“树旗帜”的办刊方针。他们“不是把旧的都排出去，而是把新的放进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来，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如搞点翻译文章。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为了坚持和捍卫《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办刊方向，陈望道还不得不同胡适、张东苏等开展斗争。胡适曾对当时《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办刊方向非常不满，并竭力反对。后来实在“看不过，忍不住了”，便咒骂《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russia（苏俄）的汉译本”，并表明自己“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还写信给《新青年》的编委，妄图分裂和改变《新青年》的革命方向。当胡适这些主张遭到李大钊、鲁迅等的坚决反对，并明确表示支持和赞同陈望道等人的办刊方针时，他又单独提出将《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理由是：“《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迫北京同人做点文章”，不要把刊物放在“素不相识的人手里”。很明显，他的所谓“素不相识的人”，指的就是陈望道；而将《新青年》迁往北京，也是为了他就近便于控制。他还非常傲慢地给陈望道寄来了一张明信片，说什么他并不是反对陈望道编辑《新青年》，而是反对把《新青年》用来宣传共产主义。

对于胡适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陈望道进行了反击。他郑重地申明：“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无意留恋”。针对胡适对他的攻击，他也毫不客气地予以驳斥：“我是一个北京同人‘素不相识的人’”，“我也并不想要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时间的历史”。

从此以后，胡适每发表一篇文章，陈望道就必然与之针锋相对，写文章予以反驳。

1920年5月至8月，陈望道在编辑《新青年》的同时，又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在一起，酝酿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一些具体情况，陈望道曾有过回忆，他说：“我于1920年四五月间到上海。……同时，陈独秀也从北京被赶到上海。我们几个人，是被赶出来的。此外，邵力子在复旦大学文学院任中文系主任，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是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参加者有：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陈独秀负责，不久陈到广州去。1920年年底以后，当时就称负责人为‘书记’。要紧的事，由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三四人讨论（不是全体同志参加），组织仿苏联共产党”。又说：“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前，陈独秀、李汉俊、李达和我等先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吸收会员，起初比较宽，只要有兴趣的都可以参加，后来就严格了。五六个人比较机密，总共不到10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对外的公开名称，内部叫共产党，有组织机构，有书记，陈独秀就是书记。陈独秀、李汉俊和我等是研究会的核心，我还当了三个月的劳工部长（也叫工会部长）。”

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后，即开展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和组织工会等方面的活动。陈望道积极参与了这些活动，其功绩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辑党刊及进步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刚成立，陈望道就将日本河上肇的《近世经济思想史论》部分内容译为《马克思底唯物史观》，在1920年6月17日至20日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载。接着，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社出版发行了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刊物方面，除主编《新青年》外，他还协助出版工人刊物《劳动界》，向工人群众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宣传，深入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启发教育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他为这个刊物写了《平安》、《真理底神》、《女子问题和劳动问题》、《劳动者唯一的“靠着”》等文章，在工人群众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此外，他还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秘密出版的内部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的创刊工作，还通过编辑邵力子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争取过来，“常常利用它来进行游击性的战斗”，从而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宣传阵地。

二是组织工会，发动工运。这一期间，陈望道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其他成员一样，经常深入到工厂区去向工人群众做宣传鼓动工作，并先后帮助建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以及纺织、邮电工会。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中，他曾担任过工会部长，因而参与了工会的筹建活动。以后，他曾多次回忆当年组织工会时的情况：“上海的纺织工业发达，工厂集中，人数众多”；“印刷与邮电行业同宣传马列主义有直接关系，组织这两个工会，正是为了 配合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参加工会的大部分是年纪大的工人，也有青年工人”。他还说：“初期的工运，主要是启发和培养工人的阶级觉悟，支持他们的经济斗争。”他还向工人多次发表关于劳工神圣和劳工联合的演说，并翻译了《劳动运动通论》、《劳农俄国的劳动联合》等文章，刊登在《新青年》，《劳动界》和《觉悟》副刊上。在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方面，陈望道后来曾回忆过这样一件事：“1921年（农历）新年，陈独秀建议我们到外面去拜年。贺年片上一面写上‘恭贺新禧’，另一面写上共产主义口号。我们一共七八个人，全都去，分两路，我这一路去‘大世界’和南市，两路都是沿途每家送一张贺年片。沈雁冰、李汉俊、李达等都参加了。人们一看到贺年片，就惊呼：‘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这次共计送了一万多张贺年片，在群众中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三是参与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办外国语学校、平民女校以及职工补习夜校。陈望道在1920年8月，参加了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青年团设在新渔阳里六号。用外国语学校的名义，进行较公开的活动。他是青年团最早负责人之一，通过外国语学校为中国共产党向国外派遣了一批留学生和培养了大批干部。他还经常深入到沪西小沙渡路一带工人集中居住的地区，去开办职工补习夜校，“把政治内容结合到教学中去”。他和陈独秀、沈雁冰、刘少奇、张太雷等常去职工夜校和平民女学演讲或上课，使这些学校都成为传播革命思想和组织工人斗争的重要场所，推动了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陈望道参加了一系列宣传和组织活动。他说，“我们是边学习边宣传”。当时，外界纷纷谣传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取了卢布，其实小组“不直接接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其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就是小组成员发表翻译作品所得的稿酬。陈望道回忆说：“李汉俊、沈雁冰、李达和我，都搞翻译，一夜之间可译万把字。稿子译出后交给商务印书馆，沈雁冰那时在商务工作。一千字四五元，大家动手，可以搞不少钱”。李达在自传中亦曾谈到这件事：“这时候，经费颇感困难，每月虽只用二三百元，却无法筹借，陈独秀办的新青年书社，不能协助党中经费，并且连李汉俊主编《新青年》的编辑费（每月一百元）也不能按期支付，于是我们就和沈雁冰（当时他任商务《小说月报》编辑）商酌，大家写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把稿费充作党的经费。”

正当陈望道等积极参与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之时，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陈独秀和李汉俊发生了争执。据李达回忆说：“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他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不料这一争执竟牵连到陈望道身上。陈独秀曾蛮横地到处散发书信，诬称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如尚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在接到陈独秀的信后，信以为真，竟然为此感到疾首痛心。于是便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谴责信，把李、陈二人大骂了一通。陈望道见到施的这封来信顿时火冒千丈，认为“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了”。于是他坚持要求陈独秀对事实予以澄清，并向他公开道歉。但陈独秀不肯这样做。陈望道一气之下，就表示今后不愿再接受陈独秀家长式的统治，提出脱离组织的请求，并因此而未去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陈望道虽然没有出席党的一大，但当时也没有脱离党的组织。他正式离开党的组织，是在党的三大召开以后。

一大以后，1921年11月间，“陈独秀以中央局书记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要求上海、广东等各地建立区执行委员会，并提出各地应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开展宣传工作等问题”。“不久，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为第一任书记”。但陈望道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为时不长，约在1922年下半年正式提出辞呈。这一经过情形，沈雁冰在《我走过的道路》回忆录中曾有详细的叙述：“从前有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第一任的委员长是陈望道，后来陈望道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辞职。”

1922年，为纪念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生104周年，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在四五月间，先后两次举行演讲会和纪念会。陈望道此时虽与陈独秀发生矛盾，要辞去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职务，但他仍然积极参与了这些活动。4月30日，他随同中央书记陈独秀前往吴湘出席中国公学马克思学说演讲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说。5月5日，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以上海学界名义假北四川路怀恩堂正式举行纪念会，到会的有男女青年百余人，纪念会由张秋人主持，陈望道又偕同沈雁冰及一位印度学者到会发表演说，介绍马克思的学说。

1923年8月5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中央委员毛泽东代表中央出席指导。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建议：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还建议把他们“编入小组”。中央这一建议，是针对上海的一些青年党员因不了解陈望道等要退党的缘由，背后对他们很有过不满意的议论而发的。党组织还指定沈雁冰去对三人劝说。沈雁冰回忆说：“党组织又决定派我去向陈、邵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结果邵同意，陈却不愿。他对我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区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

从这以后，陈望道虽然暂时离开党的组织，但对党组织交予的各项任务，却一如既往坚韧不拔地努力去完成，而不论所经历的环境有多么险峻，道路有多么艰辛，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重新回到党的组织中来，最终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后来，当施存统在明白了事情经过的原委以后，便从日本给陈望道寄来了一封长信，向他的老师表示了至诚的歉意，然而这时陈望道已离开组织了。

在五四前后，陈望道还是一名妇女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他认识到，在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社会上到处呈现着压迫、剥削与不平等，而妇女更是处于被侮辱、受损害的最底层。是五四反封建的号角唤起了广大妇女的觉醒，向全社会提出了“妇女问题”这一深刻的社会问题。因此，在五四运动前后，他开始关心妇女问题，并着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还在1919年4月，他已用辛辣的笔锋深刻地抨击了旧式婚姻制度，把它比喻成“机器的结婚”、“兽畜之道德”。1920年5月以后，他在《新青年》、《觉悟》副刊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有关恋爱、婚姻以及新旧道德观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后，他又为《民国日报》创办了《妇女评论》副刊，并自任主编。1923年5月15日，《妇女评论》在出版了104期后，才与《现代妇女》合并改为《妇女周报》，由妇女运动的先驱者向警予任主编。合并以后，他还担任了一个时期的编辑，并为它写了社评。在短短的二三年内，他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有关鼓吹妇女解放运动的文章不下六七十篇，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评述妇女婚姻问题著称的社会改革家，引起了社会及妇女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