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兵家文化的基本特征(2)

其三，多元文化性。

齐鲁兵家文化之所以深邃而博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多元文化特征。齐鲁兵家文化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互融过程，在齐鲁兵家文化的再组合过程中，一方面对外来文化表现出顽强的抵抗力，一方面又在抵抗中同化。

姜太公就国后，出现了“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的狂#、华士以及“以仁礼乱国”的营荡，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对抗姜太公，这实际上是东夷文化对西来的中原文化的对抗。伯禽受封于少昊之墟后，同样也发生了徐戎、淮夷的反叛，鲁炀公时也曾征伐东夷，这实际上是奄商与周的对抗。

在齐鲁地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撞击的同时，也逐渐吸收和融进了外来文化，在兵家文化的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姜太公将周代的司马法带到齐国，“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之师，诸侯毕服。”（见《李卫公问对》卷上）孙武至吴后，一方面将中原兵学带到吴地，同时也吸收了吴越地区的兵学理论。吴、越没有“以仁为束，以礼为固”的思想影响，用兵时大量采用设伏诱敌、突然袭击等诡诈战术，颇有点道家和阴阳术数的特点，这必然给孙武以十分深刻的影响。孙武与楚国军事家伍子胥相善，两人又同时受命为将，两人之间切磋兵学理论，相互取长补短是十分自然的事。孙武在广泛参与吴国的军事行动的过程中，必然受到南方军事文化的影响。《孙子兵法》中公开宣扬“兵者诡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孙武吸纳南方军事文化的结果。

稷下学宫兼容包并了当时儒、墨、道、法、兵、阴阳、名、纵横等诸家学派，号称“百家”，而在学宫游学或讲学的稷下大师有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环渊、孟子、鲁仲连、田巴、荀子等诸子，并称“诸子百家”。他们自由辩论，相互攻诘，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互补和兼容现象。在稷下学者的辩论内容中，也不乏精辟的兵学理论，稷下兵家有哪些代表人物今已不可详考。但《司马兵法》、《子晚子》以及《管子》中的《兵法》、《七法》、《地图》、《参患》、《制分》等言兵著作，当为稷下兵家所作。在稷下“最为老师”的荀子，也有《议兵》之作。稷下兵家虽很少是驰骋疆场的军事将领，但他们对兵学的探讨，无疑丰富了齐鲁兵学的内容。

其四，务实特征。

齐鲁兵家无不以追求事业成功为己任，而他们事业成功的历程，也就是务实、拼博的人生经历。齐鲁兵家务实，首先表现在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使自然条件为我所用。《孙子兵法》有《地形篇》，通过“地有六形”和“兵有六败”的论述，来揭示自然地理在战争胜负中的作用。孙子将自然地形看作是“兵之助也”。如果不善于利用地形，就不是一位合格的兵家。《孙子兵法》中还有《九地篇》，从军事地理学角度，来论述战略进攻中实施突袭的若干问题。在战争中，重视地点的选择，实际上就是注重对自然条件的利用。《孙膑兵法》则有《地葆篇》，葆，通宝，将行军作战中的有利地形视为宝。

齐鲁兵家的务实特征，还表现在因民俗上。民俗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非一朝一夕所形成，也非一朝一夕能改变。姜太公就国后，面对以东莱为代表的抵抗势力，他没有强制推行周朝的政治制度，而是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的方针，充分尊重当地的民风民俗，从而赢得了东夷人的拥护。管仲相齐时，根据齐人好技巧、以致富相竟的风俗，“通货集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这种“与俗同好恶”的政策，在当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甚至可以说齐桓公的霸业与管仲“与俗同好恶”的务实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贵势”是齐鲁兵家务实的又一表现。所谓“贵势”即机动灵活，随势而动。《管子》中有《形势》、《形势解》、《势》三篇来论述管仲对“势”见解。管子认为，凡事顺势则成，逆势则败。《孙子兵法》中多次提到“势”，如“计利已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再如“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孙膑贵势”，是指孙膑能根据不同的敌情、地形、气候、阵法等各方面的条件，机动灵活，创造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形势。由此可知，遵天时，就地利，因民俗，顺形势，构造了齐鲁兵家的务实特征。

其五，辩证思维特色。

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起源于西周，到春秋时期，朴素辩证法有了长足的发展。如老子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合，前后相随”。对事物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十分精辟。人们的这种对事物的辩证认识，自然而然地会渗透到兵学理论当中。孙武在以辩证法观点去分析、总结战争规律时，“提出了一系列的矛盾对立范畴：敌我、主客、彼己、阴阳、动静、进退、攻守、强弱、速久、胜负、奇正、虚实、勇怯、避就、专分、治乱、利害、优劣、安危、险易、广狭、远近、众寡、劳逸、迂直、内外、卑骄、生死等等。这些对立范畴，无一不是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见姜国柱《〈周易〉与兵法》，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孙武运用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战争，大大丰富了兵学的内容。

司马穰苴的“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见《司马法·仁本》）也是以辩证的观点来认识战争。杀残暴的人是为了保护、安定善良的人，出兵他国，又要爱护他国的百姓，发动战争是为了制止战争。司马穰苴还认为进军要有“节制”，他说：“古者，逐奔不远，纵绥不及，不远则难诱，不及则难陷。”这都含有辩证的色彩。孙膑军事思想中，辩证思维特色更加浓厚。在《孙膑兵法·积疏》中主要阐述了积疏、盈虚、径行、疾徐、众寡、佚劳六对矛盾的相互关系，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谁善于掌握它，谁就能在战争中处于主动，取得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