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城年画(3)
绍元
二、惠城年画的鼎盛期
年画的鼎盛期在1955年--1965年间。这十年有两大特点,其一是这十年在惠城搞的画展较多,每次展出都有为数不少的年画作品,而且年画的画种也较多,除常见的水粉水彩外,还有木刻、国画、剪纸等,作者也来自各阶层人士,其中工人不少。所描绘的多是现代题材,歌颂惠城的工农业生产。例如,当时有个业余作者叫邓强民,他画了四条幅式的《挂榜山风光》水粉年画,每幅高约一米,既大写意西湖边挂榜山的四季旖旎风光,也精心描绘了挂榜山下农、林、渔大丰收,农民的欣喜。在画的上端,还空白一段,各题一首七言诗,画配诗,自成情趣,吸引了很多观众。1963年在工人文化宫的迎春画展中,作为业余美术爱好者,我亦画过一幅水粉年画《月上柳梢头》,描绘一个少女在月下等她的朋友一起去夜校学习。旧瓶装新酒,倒也有新意,获得观众好评。
当时每次在工人文化宫展出的画展,都有不少年画作品,引来很多人参观。特别是晚上,职工较有时间携带家中老少一齐看画展,展馆常常是人头涌涌,有好些青少年甚至拿纸笔把一些较好的年画画面速写下来,有的再在空白处写上各处的色泽(当时没有吸色水的水彩12色笔),所以每到闭馆时间,陶汝松等画作者兼画展工作人员都要几次巡回走动,提醒观众,邀他(她)们明晚再来,才能最后清场。主办单位与广大观众对展出的年画都有较大的兴趣与观赏水平,其中城内中、小学和好些单位,还组织师生和职工集体参观……另外当时文化馆负责美术工作的邓光宝也曾邀请外地的画家到惠州搞画展,其中农民画家、东莞的郭同江来惠举办画展时,一些有浓厚生活气息,反映农民战天斗地夺丰收的年画就很有特色,吸引了很多人,例如《夜送寒衣》、《倒海翻江》等至今仍留在我脑海中。
第二个特点是这十年期间,全国各地的年画作者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每年都有很多优质年画在新华书店发行,特别是新年、春节期间。所以元旦、春节前,惠城两间新华书店买年画的人特别多,书店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
这十年惠城所见的年画(印刷品)有如下三大特色。
1、画种非常丰富:水彩、粉彩、油画、国画、装饰画、宣传画等等都有,还有摄影作品。而有的画种又有更细的分类,如国画,有工笔、写意等,工笔又分工笔重彩、单线平涂等技法形式,堪称形式多样,争妍斗艳。
2、年画题材十分广泛,现代的,古代的,现实生活中的事,戏曲、传说;中国的、外国的;动植物、科技、军事、交通、人物、山水、花卉;真是无所不包。可以说,每一阶层的人,都可以选购一些适合自己张贴、欣赏的年画。
3、年画篇幅多样化,作者有名气。年画大小以对开纸最多,画面约40厘米X 60厘米,长对开的画面是1米X 30厘米。也有四开四条幅式、中堂(一张纸大,即1.092米X 77.8厘米)、大堂(比中堂大一倍)等,中堂或大堂一般配有对联。也有25厘米大或更小些的年画,给人摆放在办公台玻璃下……挂历年画约于1960年在惠城兴起,篇幅也是形式多样。年画的作者以上海、北京、河北、江苏、浙江、广东、湖北、湖南、山东、广西为最多,其中著名的年画作者李慕白、金雪尘、何逸梅、金梅生等人的作品又多又生动,最受人欢迎,买者一看其名字即高兴买下。年画亦多由这些地方的出版社出版。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张贴、欣赏年画是惠城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惠城新华书店每年销售年画在三十万张以上。
1972年至1975年,惠城发行单一的以革命题材为内容的年画,主要表现“文化大革命”和样版戏,其时广东名画家、惠州人单伯钦曾画过《学雷锋》年画出版发行。
1981年至1985年,国家形势大好,年画重新整理出版。惠城新华书店重新热闹起来,可惜老一辈的年画名家已所剩无几,年轻一代“尚未练好宝刀”,有些画也因有争议而不敢印,故无论创作或样式,都没有五、六十年代鼎盛,但“宝贝”拂去厚厚的灰尘重见天日,仍是令人兴奋不已。
可惜至1985年,随着新事物的不断涌现、传统的东西不断抛弃,年画在多数惠城人眼中竟成了过时之物,此年新华书店买年画者大减。其实全国其它地方也是如此。故1986年各地美术出版社已不再印各式受欢迎的年画,只专印利润高又好销的挂历年画,当年春节,年画已默默地退出新华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