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盛魁”商号创始人王相卿

王相卿，山西太谷县人，由于他身材高大，臂力过人，故人称“王二疤子”，是清朝晋商中著名的旅蒙商号“大盛魁”创始人。

王相卿，出身贫苦，早年，由于生活所迫，到右玉县杀虎口为人当佣工。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皇帝要御驾西征噶尔丹，山西右玉县的杀虎口，正是大军由内地通向蒙古大草原的必经之路，王相卿认为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他先是在清军当伙夫，服杂役，在服役中，他随军兼做点小生意，后来，他认识了也是为了生存而做随军贸易的张杰和史大学，由于志向相投，机会相同，于是，他们3人结拜成异姓兄弟，并脱离兵役，决定合伙做生意，想谋一番大事业。但由于初始生意不佳，做了一年，3人还不得温饱，而且环境很艰苦，张、史2人心灰意冷，就返回家乡另谋生计，但王相卿意志坚决，决定一个人留下来继续经营。

没过几年，康熙皇帝征讨噶尔丹大获成功，杀虎口便成了军事重地，军队粮草都要在那里集结，以保证前方长驻军队的衣食住行，于是王相卿商机大起，生意日渐好做，他为了扩大经营，招了一个学徒，同时又写信把张杰和史大学请回来继续合作，并成立了“吉盛堂”商号。由于3人齐心协力，生意愈做愈大，到康熙末年，他们又把“吉盛堂”改成“大盛魁”，并将总号地址移到了乌里雅苏台，后来又迁到归化(今呼和浩特)城中。又经过他们的数十年苦心经营，最终把“大盛魁”办成旅蒙晋商专做蒙俄贸易、伙计达6000余人、商队骆驼近20000头、年贸易总额达上千万两银子的著名大商号，王相卿也成了垄断蒙古市场的商界巨头。以后又经过十几代人努力，“大盛魁”竞在蒙古大草原上称雄200多年。

“大盛魁”之所以能在蒙古大草原称雄200年而长盛不衰，其原因有二：

其一顽强的创业精神。

王、张、史三人就像三国的“桃源三结义”一样，他们结成兄弟，抱着一团，特别是王相卿，以义待人。他们不怕风险，不畏艰苦，终于踏出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至俄西伯利亚，东达扶桑，南到东南亚的国际商路。后人为了纪念和继承他们的创业精神，在“大盛魁”的祠堂和财神座前，供奉了四样传家宝：一条扁担、两个货箱，一块石头、一碗稀饭。扁担是创始人以肩挑贸易起家；货箱是创始人用过的装财物的大木箱；石头是创业时作为秤砣用来称银子的衡器；稀饭是在当年创业最艰苦的时期，在一年的除夕之夜，王、张、史三人，因极度贫苦，没有钱吃年夜饭，只好煮一锅小米粥充饥，以打发年关。

其二灵活的经营策略。

蒙古牧民以肉食为主，故而喜欢砖茶，“大盛魁”为此就自设茶庄，进行砖茶加工；蒙古牧民喜欢穿结实耐用的斜纹布，“大盛魁”就专门为其组织货源，并将斜纹布按蒙古牧民习惯，裁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奶茶用壶等蒙古牧民日用必需品，“大盛魁”也按照蒙民习惯专门加工。因此，蒙民只要是见到“大盛魁”商号的货，便争相购买，“大盛魁”品牌在蒙民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蒙民是过游牧生活，居住分散，没有定居，“大盛魁”就采取流动贸易方式，组织骆驼商队，把货物运到牧民居住的帐蓬去买卖。蒙古牧区，因经济不发达，牧民手中少有货币，“大盛魁”就采取以物易物或赊销方式交易，甚至以牧民的羊、马、牛、骆驼和畜产品、皮张来折价偿还货款。正是由于“大盛魁”采取这些极其适应蒙古牧民实际生活的灵活经营策略，才使得他大获成功。

道光、咸丰年间，“大盛魁”总号的经理王廷相，通过市场分析，果断地购进大量白、蓝绸缎，号内伙计都认为是冷门货，怕造成巨大积压，都反囤积这些货物，而他却力排众议，坚决进货。不久，皇帝驾崩，全国上下为了举丧戴孝，都争相抢购白、蓝绸缎，因此，白、蓝绸缎脱销，此时，“大盛魁”抓住商机，高价抛出存货，结果赚了一笔巨利。

“大盛魁”订购货有一套独特的办法，凡订购大宗货，合价在300两银以下，现货交易，不驳价，表示厚待“相与”，但如果价高货次，则以后永远不与其共事，由于这种做法名声在外，也就无人敢来骗他。对订购手工业品，凡他选中的T-工业户，代代相传，不随便更换，当手工业户资金短缺，周转困难时，便借垫银两，予以扶持。这样做，可取得对这些加工户的手工业品的优先购买权。

“大盛魁“相与”商号，每逢账期，予以宴请，以表示厚待“相与”商号，但宴请时，有厚有薄，凡共事年久或大量供货的商号，则请该号全体伙计，并请经理到最好的馆子吃酒席，一般的“相与”。只请一位客人，在较次的馆子吃普通酒席，吃好酒席的“相与”，觉得与“大盛魁”的交情厚，则引以为荣。“大盛魁”则通过这一做法，扩大自身影响。

可见，“大盛魁”的经营策略，真是层出不穷。

特色解读：重身股而不重财股的股份制企业

不同于晋商或别的旅蒙商所创办的字号，大盛魁之所以能够延续260年，与它特殊的股权结构密不可分。

大盛魁的发家起自王相卿、张杰、史大学等人的意外发现。当时他们看到与军队、牧民贸易有利可图，就结义合伙，采购了一些货物，到外蒙草原上与牧民交易。可是，草原牧民缺少银两，只能用羊群或马匹易货。因此，为草原牧民提供商品，只能先赊销给他们，然后等到牲畜肥壮起来，再到集中地接收牧民们赶来的等值的牛羊，以抵消货款。显然，那是一种针对草原牧民缺少现银但民风淳朴而开展的信用交易。但那又是一种风险极高的易货贸易。那样长距离、长周期、完全以信用为基础的赊销，早晚要出乱子……

而解决好这个问题，正是大盛魁雄踞草原的秘密。

和很多商业机构一样，大盛魁创始之初很是寒碜，直到三位创始人相继去世，仍拿不出现钱来报偿他们，而只能用一种被叫做“永远身股”（或称“死人股”）的“期货”来补偿。

既然没有做买卖的本钱，那么大盛魁创业的基础又从何而来呢？

答案还要从“财神股”说起。

创业第一年，因为赊销，王相卿等人赔了个精光底掉，股东们急了眼，打上门来要王相卿赔偿。王相卿拍着胸脯说：“给我一年时间，我一定还你们。”正是大年三十，三人已是身无分文，就剩下一点米，于是三人只好熬了锅粥过年。三人正要喝粥，有人敲门。王相卿开门一看，是个云游四方的喇嘛。喇嘛想讨点斋饭并求住一宿。三人接纳了他，盛了一碗粥给他。没想到喇嘛喝了一碗还要喝，直至把他们的粥喝了个精光。

次日，喇嘛临走前留下一个褡裢请他们保管。过了好久，喇嘛还没回来，三人打开褡裢一看，全是白花花的银子。后来，三人困厄之极，只好用喇嘛留下的银子做了大盛魁的股银。以喇嘛的银两为股金，大盛魁竟然顺风顺水，越做越大。

最后，喇嘛始终没有回来。此后，大盛魁定了两个号规：第一、从今往后，大盛魁的年夜饭都喝稀粥；第二，喇嘛留下的银子单记一笔“财神股”，参与分红，但不取出，以后连本代利还给人家。

“财神股”的故事听起来很像神话，但是过年喝稀粥的规矩被大盛魁的后人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不知道规矩的由来。

当时，晋商铺号的股份分为两种：一种是“财股”（又称“银股”），是财东（股东）投入资金形成的股份；另一种是“身股”（又称“顶身股”），是对掌柜、伙计实行股权激励形成的股份。此所谓“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

不设财股，让大盛魁在众多的晋商字号中显得有些特立独行。三位创始人还告诉后辈，永远坚持这一做法。所以，大盛魁从创始到歇业，始终没有外部股金加入。

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共同受益，是股份制公司的基本特征。但是，一个企业要想基业长青，仅此一点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几百年后，以现代企业治理的眼光来审视王相卿等人当年的制度设计，或许可以看到如下一个理路：大盛魁要想取得成功，资本不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源才是第一要素。

大盛魁的创富过程不算神奇。千百年来，草原游牧民族对产自中原的茶叶、日用品有着巨大的需求，而在千里草原上行商做买卖，最重要的就是人力，将茶叶和日用品贩运到漠北草原，无疑于用生命做赌注。

“自古以来驼道就非是安靖之所在，比如驼队被强盗所劫，比如遇上黑沙暴、驼队在沙漠上迷了路，或是不慎让驼队在不宜扎房子（帐篷）的地方休息，骆驼吃了断肠草、喝了有毒的水……真可谓是七灾八难等着你。”

作家邓九刚的小说《大盛魁商号》如此描述在千里草原上做买卖的艰险。

严酷的行商环境说明，大盛魁的创富神话真正是“富贵险中求”，创始人王相卿等人，正是依靠坚韧的意志，才让大盛魁的商业模式一点一点构筑起来。而此种商业模式的核心就是人的冒险精神，再加上智慧与体力的付出。

“如果像晋商其他字号一样，三人变成了财东，就必然要按照出资比例提取利润，利润被大部分瓜分，分到那些合伙的驼夫、伙计的钱就少了，就会让众多卖命的人感到不公平，那样的商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电视连续剧《大盛魁商号》的导演王新民如是说。正式基于这样的认识，王新民在构造《大盛魁商号》第一部“创业”时，设计了这样一种逻辑：起初王相卿也是按照传统的晋商模式来经营的，但经历了重大的失败和挫折后，才逐步确立了“不设财股”这一原则。

我们的文化传统，总摆不脱浓浓的英雄情结，比如电视连续《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大染坊》中的陈六子、红顶商人胡雪岩。

然而，大盛魁的商业史，却不可能用哪个大掌柜的英明来进行诠释，“英明”的是它的制度。大盛魁260年的传承中，历任大掌柜均可圈可点，他们不断拓展着大盛魁的商业模式，恪守着大盛魁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