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第一外交家 曾纪泽(2)

光绪六年(1880)二月，清廷派驻英公使曾纪泽兼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修订崇厚先前所立的条约。曾纪泽知道自己要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异常贪婪蛮横的国家。但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他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义无反顾知难而进。曾纪泽决心“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

曾纪泽认为伊犁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放弃伊犁等于放弃整个新疆。于是，他提出以金钱换土地的方法，即使多赔点钱也要收回土地——钱是可以再生的，土地失去则不能再回。这一外交策略在当时可谓卓有见识。

光绪六年六月，曾纪泽抵达彼得堡，开始长达半年的艰难谈判。与曾纪泽谈判的俄国代表是外交大臣格尔斯和驻中国公使布策，这两人十分霸道蛮横强硬，坚持不改崇厚先前所立的条约。

他们对曾纪泽说：“两国全权大臣已经签订好了条约，没有什么可以修改的了。”

曾纪泽语气坚定地回答：“因为中国的使臣崇厚失职，违背了朝廷的旨意，所以这个条约理应酌情进行修改。”

格尔斯和布策又说：“崇厚是头等全权大臣，你是二等出使大臣，又无全权，怎么能够修改崇厚与我们签订的条约呢？”

曾纪泽针锋相对：“我既然是驻俄公使，就有权同你们谈判修改条约的事。”

格尔斯和布策被顶得无话可说，只好同意与曾纪泽谈判。曾纪泽把需要修改的地方一条条列出。格尔斯看后暴跳如雷：“这不是把前面所订的条约全部推翻了吗？俄国沙皇已经向清朝廷提出最后警告，假如不批准以前签订的条约，我们就只能用大炮来发言了。”曾纪泽毫不退缩地回答：“如果两国间不幸发生战争，中国用兵向俄国索还土地，那就什么地方都可以索取，决不只限于一个伊犁。”几天后，格尔斯和布策又蛮横地向曾纪泽提出：“我们守卫伊犁的军费总共为1200万元，中国必须予以赔偿。”

曾纪泽冷笑道：“双方还没有打仗，哪里跑出来的军费？”

格尔斯和布策说：“如果你们不答应，俄国只好开战了。”

曾纪泽不卑不亢，针锋相对：“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一旦打起仗来，谁胜谁败还不一定呢。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数十年亦能支持，想贵国不能无损。大清如果获胜了，那俄国也必须赔偿我们军费。”

其时，俄国内有国事不宁，外有左宗棠有作战准备，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再加上曾纪泽恪守“替国家保全大局”的信条，以其非凡的毅力和坚韧，始终如一不为利诱，不折不挠，不屈淫威，“逐日争辩，细意推敲”，始终表现出“不肯苟且迁就之意”，极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双方正式会谈辩论有记录可寻的为51次，反复争辩达数十万言。终于迫使俄国政府修改条约，除了将伊犁归还中国外，又归还了伊犁南面的一大片领土。曾纪泽不辱使命，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英雄式的外交大臣。

光绪七年(1881)二月二十四日午后，双方重订《中俄伊犁条约》，此次签订的条约全称为《中俄改订条约》，用中、俄、法三国文字缮就定稿，中文约本有数页为曾纪泽亲手所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一)沙俄归还其强占的中国伊犁地区，约2万多平方公里的伊犁等9城。但为安置“入俄籍而弃田地之民”，霍尔果斯河以西和伊犁河南北两岸的中国大片领土交由俄方管理。

(二)规定“伊犁居民，或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籍者，均听其便”。

(三)中国赔款900万卢布(约合509万两白银)，用以“代收，代守伊犁所需兵费”及“补恤”俄商、俄民等。

(四)俄商在中国新疆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在中国蒙古地区贸易，照旧免税。

(五)准俄国在肃州(指肃州所属的嘉峪关，在今甘肃嘉峪关市)和吐鲁番增设领事。

《中俄改订条约》与俄国和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相比，除赔款增加了400万卢布外，在界务和商务方面，中国都争回了很大一部分主权。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条约是从沙俄已经到手的利益中挽回的，是虎腹取食，曾纪泽实现了“挽狂澜于既倒，探虎口而索食”。这一次谈判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谈判，在外交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签字之后，沙俄代表格尔斯握着曾纪泽的手说：“我办外国事件四十二年，所见人才甚多，今与贵爵共事，始知中国非无人才！”并称他为“世界罕见的使才”。

光绪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清政府钦差大臣、全权代表、中国驻俄公使曾纪泽与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重新签订的《中俄改订条约》正式对外发布。此条约一公布，世界舆论顿时一片哗然。

英国驻俄国公使德佛椤当日向英国外交部电告此事时称：“奇迹！中国的曾纪泽已迫使俄国做出了它未做过的事，把业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了出来！”

法国驻俄公使商西由衷赞叹：“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的曾纪泽创造的都是一个奇迹！”法国籍军官日意格的评价则是：“我没有看错，曾纪泽确是我接触到的所有外交官当中最优秀的一个！”

英、法、美等国的各大权威报纸均载文评论说：“中国的天才外交官曾纪泽创造了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迹，他迫使大俄帝国把已经吞进口里的土地又吐了出来。这是俄国立国以来不曾有过的事情。”

晚清学者俞樾用了十六个字评价了曾纪泽的这次外交功绩：“公踵其后，十易八九，折冲樽俎，夺肉虎口。”

伊犁谈判的成功，提高了清王朝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一改中国近代以来“奴才外交”的懦弱形象。

法国对越南垂涎已久，光绪九年(1883)，法军由海、陆两路挑起战争，威逼清廷就范，中法战争爆发。曾纪泽又与法国展开外交斗争，主张“坚持不让”，“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他认为中国应取“刚严”之态，整军备战，以战求和。法国见曾纪泽不好对付，向清政府提出撤换曾纪泽为议和条件。迫于法方压力，清廷免除了曾纪泽驻法使节之职，由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将中国在越南的一切权益彻底放弃。曾纪泽闻讯，极为悲愤，斥责李鸿章“闻法不索军费，遂将全越让之”，完全是目光短浅之举。

曾纪泽卸驻法大臣职后仍为驻英、俄大臣。光绪十年(1884)三月，他几经周折与英国议定《洋烟税厘并征条约》，为清政府争回每年增加的烟税白银200多万两。

曾纪泽在出使英俄期间，感到清王朝顺应世界潮流的变局已经到来，清王朝这头睡狮正在醒来，“中国真醒大醒”，“无复有睡之意矣”。他用英文作《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于伦敦《亚洲季刊》上。文章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列强对中国的鄙视，指出外来侵略足以“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中国“全备稳固可翘足以待”。曾纪泽对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满怀信心。

光绪十二年(1886)，曾纪泽奉旨回国，虽先后在海军衙门、总理衙门、兵部等部门任职，但并无实权，无所作为。他曾作诗自叹：“年来益觉名心淡，好梦时时在故乡。”在日益腐朽的清王朝晚期，曾纪泽的政治主张始终无法实现，这是他抱憾终身的痛楚。

光绪十六年(1890年2月23日)，突患中风的曾纪泽卒于任，时年51岁。朝廷循例抚恤，加太子少保，谥惠敏。正当国家多难之秋，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外交家、一代外交巨子溘然长逝，令人扼腕叹息。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曾纪泽的辞世是中国外交界的重大损失。没有了曾纪泽的晚清王朝，在外交方面从此进入了“磕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