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太谷秧歌的由来及发展

太谷秧歌，是源于太谷，辐射周边10余县，综合民间小曲、杂说、歌舞、戏曲为一体的乡土小戏。最初是当地民间流行的词调俚曲等民歌小调，人们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伴随农事活动自由吟唱。受以太谷为轴心的区域内方言音韵的影响，逐渐形成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地方民歌曲调，统称“秧歌”或“秧歌调”。因其曲调优美，灵活自由；内容轻松明快，诙谐辛辣，易学易记，深受民众喜爱。

五代十国时期，这种“秧歌调”便开始盛行于社会各个阶层。后唐庄宗李存勖便是一位秧歌迷，太谷民间流传有“庄王耍丑耍的好，正宫娘娘把头包。真龙天子唱秧歌，满朝文武把锣敲”的俗语。

宋元时期，地处中原与漠北交界的太谷一带的汉民族与游牧民族不断融合，促进了民间文化艺术的交流。特别是当地商人将草原游牧民族的《胡笳十八拍》等音乐曲调带回本地，与太谷民歌小调相糅合，丰富了秧歌调的表现形式和内容，逐渐形成在民间节庆日或祭祀时且歌且舞的“闹秧歌”大型娱乐活动。

明代，“闹秧歌”活动愈加盛行，且分化为“过街秧歌”和“地秧歌”两种形式。每逢节庆，特别是元宵节，城乡主要街头诸如龙灯、狮子、竹马、旱船、高跷的表演队伍伴着吹唱一边行进，一边舞蹈，称“过街秧歌”或“踩街”。其唱词一般无故事情节，如：“男人种地女织布，和和气气闹家务，指望今年收成好，儿孙满堂全家福。”之类的即兴祝福语，句式多为十字或七字句。“地秧歌”则以说唱为主，加以舞蹈、技艺等动作，唱词中有了简单的故事情节，多在节庆日或三官庙庙会中表演，故老百姓也称“闹三官”“大闹三官”。表演者唱见闻、数典故、叙景致、表古人，多反映民间现实生活故事。明代正统年间至明末，这种具有简单故事情节的被民众也称为“小曲曲”(又称“时曲”或“俗曲”)的传播已十分广泛。如：《编根罗》(夸耀长袍）《并蒂莲》《一块铜》《小尿床》《高老庄》《小二姐拜媒》《铜青蚂昨》等等。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新任太谷知县乔允升认为秧歌词句俚俗，有伤风化，上任不久便“严歌舞之禁，以防淫汰”（明·褚衭《乔侯德政碑》）。成为太谷秧歌发展历史上最早的官方禁演文献记载。

明末清初，随着太谷商帮商业贸易活动范围的扩大和商业的兴盛，太谷逐渐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金融中心。每逢太谷标标期，外地客商云集太谷购货结算，各家商号则张灯结彩并以当地民间歌舞表演助兴，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地秧歌”受到商家青睐。同时，“地秧歌”吸收借鉴安徽凤阳花鼓，湖南茉莉花、采茶以及小放牛等南方民间艺术精华，进一步丰富表现内容和形式，形成了具有完整情节故事的秧歌剧，开始向戏曲化方向发展。清代中叶，“地秧歌”登上舞台并随同商人的足迹广为传播，“太谷秧歌”作为地方剧种的名称开始正式出现。当时，太谷秧歌班社名为“自乐班”。如清道光十九年（1839），太谷韩村成立的“自乐班”在进行踩街活动的同时，也登台演出。表演的节目除秧歌戏外，还有小曲曲、歌舞小戏、杂说等。

清光绪初年，太谷乡村普遍成立了秧歌农余班——“窝儿班”，并以“交社社”的形式在周边地区活动。如南沙河社、贾家堡秧歌社及本村的“义和社”、大王堡村秧歌班、北六门村“田乐社”、小王堡村“三和社”、侯城村秧歌社、桃园堡村和北沙河村的“同乐社”、胡村的“乐堡社”等。每年冬闲，这些班社便组织排练。正月初一迎喜神，然后闹三官，再后就是两个月的“交社社”演出活动，范围涉及祁县、清徐、榆次、文水、交城、寿阳等县。同时，坡底村秧歌艺人借鉴晋剧武生的表演，创作了武秧歌并迅速在太谷传开。贾家堡秧歌艺人高保昌邀请晋剧名家“二蛮旦”用“落西调”演出《翠屏山》《吃瓜》《杀嫂》等剧目。在农余班的基础上，太谷秧歌的专业班社也开始出现并进行频繁的演出活动。如范村镇西仉村古戏台题壁有“光绪十年（1884），太谷德盛社在此一乐也”；又如在清徐县尧城村的舞台墙壁上记录有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演出剧目“五月初七日，太谷德胜社，首日《吃油漠》《采茶》。午《换碗》《求妻》《哭五更》。晚《翠屏山》《火算命》《卖豆腐》”。

迨至民国初年，太谷县已有168个自然村成立了秧歌班社，占到自然村总数的50.4%。专业班社主要有风搅雪班、双梨园、荣盛园等。民国元年（1912），《登楼》《十家牌》《游神头》等剧目单行本由华美工厂铅印出版发行，广为传播。民国9年（1920），太谷县知事安恭己发布《禁止演秧歌》布告，认为“唱演秧歌，多系淫词俚曲，伤风败俗，莫此为甚”。又讲到“太谷秧歌素即驰名，现值春节甫过，深恐人民习沿旧惯，仍有唱演情事，合亟布告禁止”。不可否认，太谷秧歌有些剧目在表演中刻意渲染和表现低俗内容和动作，败坏了太谷秧歌的声誉，成为太谷秧歌发展中的一股暗流。但因大部分太谷秧歌剧目清新自然，源于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表达了普通劳动者的愿望、情感，故屡禁不衰。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太谷秧歌有了新的改进和提高，在加入文场和丝弦伴奏的同时，反映妇女解放，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新秧歌剧目也不断增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敌占区的太谷秧歌艺人多遭残害而流散，演出活动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同时，许多秧歌艺人在南山根据地为抗日军民演出、传授太谷秧歌。民国29年（1940），庞村著名秧歌艺人庞贵小（贵儿旦）在根据地演出，在南山口被日军抓捕，押往西副井村逼唱三天后惨遭杀害。水秀村秧歌艺人郭三蛮（九曲生），在太谷沦陷后，奔赴抗日根据地并落户枫子岭村，常年传授秧歌艺术。民国32年（1943），日军包围枫子岭村，郭奋不顾身背着身负重伤的马定夫转移。抗战期间，晋绥边区“七月剧社”“唐风剧社”“人民剧社”等革命文艺团体采用太谷秧歌的形式和曲调编演了许多新秧歌、新歌剧。如采用《缝小衫》编演了《木兰从军》，用《借衣》曲调编演出《抗日新民歌》，以及《闹对了》《刘巧儿》《以毒攻毒》《两亲家》等剧目，鼓舞革命斗志，宣传抗日救国。著名剧作家林杉、孙谦编写了《交城山》《骂汉奸》等20余部太谷秧歌剧目，使太谷秧歌曲调在根据地广泛传唱并走向全国。这一时期，用太谷秧歌曲调演唱的歌曲有《歌唱左权将军》《亲人八路军》《歌唱马政委》等。

民国35年（1946）1月13日，中共太谷县委、县民主政府召开了太谷县历史上的第一次文艺座谈会，对当时流行的太谷秧歌剧目进行了摸底和讨论，确定了改革旧秧歌的初步方案；同月29日，民主政府召集小店、常瑞、小白、范坪、范村、西里等村的秧歌老艺人举行了第二次小型文艺座谈会，审定了一批秧歌剧目，宣布了10个禁唱剧目，同时老艺人和学校教师编排出一批反映减租减息、生产互助、拥军优抗等内容的秧歌剧本，在庆祝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元宵节演出，有力配合了全县开展“实现国内和平，反对内战”的政治宣传活动。同年，《抗战日报》第四版发表由张朋明、阎斌奎采用太谷秧歌曲调填词的《新苦伶仃》歌词25节；《大众日报》发表张鲁山用太谷秧歌《割莜麦》曲调填词的小演唱《掏谷种歌》歌词10节；作曲家马可、瞿维采用太谷秧歌《拣麦根》曲调，创作歌剧《白毛女》中杨白劳和喜儿的对唱，唱红了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