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商南孝歌

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孝”文化。无论是孔子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还是孙中山的“讲伦理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孝是无所不适的道德，不能没有孝”，虽然历史沧桑里几经社会转型、文化变迁，但对孝的强调和尊崇却始终如一。因为孝作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它既是人自幼就有的一种朴素感情，也是调整家庭关系的重要规范，特别是中国“家国一体”的结构模式，更是赋予其独有的政治文化作用。目前，由于老龄化社会的快速到来，而城乡社会公共福利事业不够完善，依靠子女赡养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在我国尤其是农村还将长期存在，这就凸显了“孝”的当代和谐价值，而由此，商南孝歌的地域流行与传唱，也获得了语境生成的别样文化魅力和研究意义。

商南孝歌按照适用对象，大体可分“阴”、“阳”两类。

一、商南阳类孝歌

阳类孝歌是指教导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如何谨奉“孝廉之道”的，它也称“劝孝歌”。若查阅雷家炳的《山魂水韵商南民歌选》，其记载的阳类孝歌共计《二十四孝歌》、《古人大孝歌》、《十月怀胎报母恩》、《老母劝儿经》、《十二月孝子还母恩》、《劝孝歌》、《百孝歌》、《反孝歌》、《大劝孝歌》9首，都有着分行、基本押韵的形式，可不分时间和场合，随时随地歌唱。

解读商南阳类孝歌的思想意蕴，浓郁的孝亲情怀是昂扬的主题基调。“自古圣贤把道传，孝道成为百行源”，“人生在世几十年，谁道忠孝难两全，孝是根本忠为果，无孝哪来忠与贤”，劝孝歌常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指出天地之间“孝”的人伦地位，劝人须当以孝为本、行孝尽义，报答父母生养之恩，不做“罪滔天”的忤逆不孝之子。此后，劝孝歌大多以一唱三叹、浓郁真挚的抒情笔调，叙述从怀胎到成人漫长生命过程中父母养育的艰难困苦，或如生育“十月怀胎娘遭难，娘命如到鬼门关”，或如哺育“把屎把尿勤洗换，娘睡湿处儿睡干”，或如生病“倘若疾病请医看，情愿替儿把病担”，或如学步“学走恐怕跌岩坎，常防水边与火边”，或如上学“倘若逃学不发奋，先生打儿娘心酸”，或如婚姻“十七八岁订亲眷，件件礼物要周全”，或如远游“倘若出门娘挂念，梦魂都在儿身边”，它们都是人生不可或缺的成长历程，同时也饱含着父母的心血汗水，凝聚着无微不至的关爱。如果从叙事艺术看，《十月怀胎报母恩》、《老母劝儿经》、《十二月孝子还母恩》的抒情主人公都设置为母亲形象，而无论是生命化育的自然母亲，还是社会性别的文化母亲，都给予我们特别的女性独有的温馨柔情，那不无唠叨的反复句式平添了几多的亲切，也许还唤醒了沉睡多年的来自逝去岁月的原乡记忆。

商南阳类孝歌倾诉父母的养育之恩，目的在于激发子女的孝心，引导其如何孝顺父母。分析不同版本的《劝孝歌》，它们都以日常生活的假定情景，叙述了合乎礼仪人心的种种孝行，无论是“每日清晨来相问，冷热好歹问一番”，还是“呼唤应声不敢慢，诚心敬意面带欢”；无论是“父母吃穿靠子办，切记莫惜银和钱”，还是“时时体贴爹娘意，莫教爹娘心挂牵”，充溢其间的是家庭日常生活细节，而正是这些习焉不察的言行，却在娓娓叙述里起到了耐人寻味的警醒。古语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劝孝歌一方面以阴阳相隔来表达及时行孝的紧迫，“若待父母去世后，想着尽孝难上难。虽有猪羊灵前供，爹娘何曾到嘴边”；“赶紧孝来光阴快，亲由我孝寿由天。生前能孝方为孝，死后尽孝徒枉然。”另一方面，又以地狱惩戒来反面教导不孝的结局，所谓“逆子逆妇狼心胆，天地不容人憎慊”，“天律逃脱阴律现，油锅煎熬下刀山”。这里，无论是孝行的正面教育，还是非孝的反面训诫，都以具体入微的示例引导着民众的日常行为。

商南阳类孝歌在劝导中大量引用了中国古代《孝经》的原则与典故，来确定人们的礼仪规范。无论是“父母有命不可违，无命不可自当权”，还是“打你骂你莫强辩，子孝自然父心宽”，不可否认其间流荡着“父为子纲”的封建残影。特别是《二十四孝歌》，从虞舜、汉文帝、曾参一路唱到庾黔娄、朱寿昌、黄庭坚，那“埋儿奉母”、“卧冰求鲤”、“尝粪忧心”，在今天读来似乎不合民主并有违人性，但这是一个站在当代立场的文化审视的问题，因为漫长的文明进程，既会积淀丰厚的精神财富，也会留下沉重的精神负担。无论财富还是负担，问题在于如何恰当地给历史文化进行遗留定位。在目前新儒学复兴的语境里，只要我们能不断进行现代性的反思，那么即便如《二十四孝歌》，也会发现其合理的伦理内核，彰显孝亲的文化价值。

二、商南阴类孝歌

商南孝歌的另一类“阴歌”，亦称“挽歌”、“哀歌”、“转鼓歌”、“待尸歌”。这是一种特定的祭奠亡人的仪式歌，其渊源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时代，那时就有祭奠死者以歌咏志的记载，而庄子为悼念亡妻“鼓盆而歌”，则更是广泛流传。挽歌与道士“作斋”一样，是禁忌在其它时间和地点随便唱出的歌曲。

商南的丧葬风俗，老人亡故后一般要装棺停放两三天，有的长达五至七天，以便远出的子女和亲友都能赶到吊唁。在此期间，四乡邻里都要轮流到灵堂“坐夜”、守灵；同时请来“歌师傅”唱孝歌、“打待尸”来追悼亡灵、寄托哀思与烘托气氛。通常要请来一至三个锣鼓班子，请来的歌师也称“歌把式”，享受“八仙”同等待遇，一日三餐设专宴，半夜有加夜餐，除每人一头白孝巾外，每件乐器还配有三尺红布巾。在唱孝歌期间，除特定仪式外，四乡八码头会唱歌的“歌郎”都会被邀请或自动上场来演唱，各显其能，相互攀比，很是热闹，为群众性的民歌演唱提供了很好的舞台和机会。

商南唱孝歌有其俗成的仪式套路。一是从傍晚开始，首先进行“开路”，即祭祀亡魂开奠仪式。其主要内容是唱述人类起源历史发展过程、孝歌产生渊源来由、“接神”、“安魂”以及奉承、安慰孝家等情节。在路口鸣放鞭炮后，敲响三通锣鼓，接着就由歌师高声念诵开路词，一般要从道经经典、盘古开天、人类出现、先古繁衍发展、三皇五帝治乾坤唱到各朝代兴衰交替全过程等等。孝子跟随歌师将火纸一张张接连烧起，经过道场一直烧到堂前。二是进到堂前就唱“开五方”、“引路”、“五重门”和“进门吊”等。“进门吊”内容十分广多，主要是追悼、吊唁亡人，奉承、安慰、祝福孝子和孝家。三是到半夜时分，唱“奉亡十杯酒”和“游十殿”，这是孝歌的重心和中心。四是后半夜为了消磨时间，驱除睡意，歌师们开始唱提诗、提花名、提谜、提古人等盘根歌。盘根歌内容十分广泛，或天文、或地理、或历史、或事件、或人物、或山水、或花鸟，歌师们相互盘问，有问有答，趣味性很强，也有一定的知识性，充分显示出劳动人民的智慧。间或唱“奉师歌”(也叫“赞歌”)，或唱“翻田埂”(也叫“比歌”)，这是相互攀比、嘲讽、骂笑的戏谑歌，诙谐、滑稽、幽默、深刻，是双方歌手知识、智慧的较量。此外还唱一些劝世歌、山歌、历史歌、花鼓、小调等杂歌，唱整板折子戏歌，例如“十里亭”、“孟姜女”、“祝英台”、“山伯访友”、“尤三姐拜寿”、“黄氏女对金刚”、“朱氏割肝”、“猫鼠记”、“大娘补缸”、“杨广下棋”、“韩信问卦”、“困边廷”等等，谓之三天不唱重歌。此间，会唱歌者可自动或应邀上场，轮流演唱，热闹非凡。五是临五更头时要唱“闹五更”，天亮时要唱“还阳歌”，在停丧的最后一晚的天亮时，唱罢还阳后再唱“送神”即告结束。在唱到特定仪式内容时，皆安排有给亡人焚香、烧纸、碘酒、倒茶以及哭灵等情节。

阴类孝歌里的仪式歌，分“开路”、“开五方”、“引路”、“进门吊”、“游十殿”、“闹五更”、“还阳”、“送神”八步程序，都是根据“阴阳学说”来叙述亡人去到阴间的各个途径与情形，自始至终贯穿了“善恶报应”的思想。“王法逃脱天地显，雷击火烧或水淹；天律逃脱阴律现，油锅煎熬上刀山；割心抽肠剜双眼，罪满转生六畜变，不信专把天雷看，单击奸妇忤逆男。”它采取阴阳轮世说，劝诫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去其幻妄之烦惑，达祛邪存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助。阴类孝歌中尽管有些唱词带有一些封建迷信色彩，但它却反映了特定历史时代、特定地理范围内的民俗民情，是研究祖国的神话传说和传统风俗、民情的“活化石”，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价值。

三、商南孝歌的文化审美意蕴

综观商南孝歌，无论是阴歌还是阳歌，都属于“原生态文化”。一是自然性和自发性。这是原生态最重要的特质，指其以本真的状态存在，未经人为加工，强调的是与自然的融合和协调，其演化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没有外部力量的干涉，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如在唱孝歌期间，除特定仪式外，四乡八码头的“歌郎”都会被邀请或主动上场来演唱。二是民间性。原生态产生于民间、生存于民间，是大众生活的直接反映，是活在民间的古老文化。商南孝歌大都散存于诸野，口头传唱，直到2007年初雷家炳先生通过抢救、收集、整理成书。据说，柳家湾有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农，虽然从小放牛不识字，又是文盲又不善口述，但却有一肚子的民歌，能通过歌场演唱圆满地表达出来，成为远近闻名的孝歌手。三是地域性。“每种原生态文化都有各自个性化的生长空间，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商南孝歌以《四季歌》为基本曲调，各地唱腔、滑音多有发挥，而且在整理成书以前呈“边缘化的口头文本形式生存于乡村山野，加上方言操作，靠长辈和爱好者保存和流传，只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传承”。

商南孝歌千词一曲，百听不厌，富有音乐美。其歌词大都为“七句段式”，与山歌的词段形式相同，每首分前后两节，三句起头，四句落尾。超过七句的歌曲，歌头仍然全部都是三句式，后面也可以是四、六、八句或更多，例如“人在世上有何好，说是死了就死了，儿孙子女一边抛。亲戚朋友都不理，万贯家财也不要，独白驾鹤西天去，断了阳间路一条。”商南孝歌曲调婉转悠扬，在苍凉、高亢、深沉中又加带了几分悲痛、伤痛与哀愁，让人听到情深处，不禁热泪双流。商南孝歌的腔调，是当地人们特定精神形态提炼的结晶，符合乡土地域的审美需求。

商南孝歌具有“中和之美”的诗性风格。它不仅充满儒家的“仁爱”思想，而且还贯注着道家“静虚”、“淡远”的追求，无论是父母养育艰辛的款款叙说，还是子女如何行孝的谆谆教诲，在说理与抒情的穿梭中，在人生岁月的频频回首中，总是以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情愫，以“健康向善的人性力量来教化、陶冶人的性情，感动人的心灵”。

孝是自然，孝是人情。也许在中国人的心理世界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是人伦而非人权，也即梁漱溟认为的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如果说爱子女是本能，孝父母则属于文化，那么从古代的《孝经》到今天民间的《劝孝歌》，它们都以血缘亲情的重视与讴歌，建构着家庭伦理文化。面对“精华与糟粕杂糅”的孝行伦理，我想起了美国文化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的名言：“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假定，任何一种文化都已抓住了一种永恒的健全的精神，并会被作为人类问题的唯一结论而载入史册，甚至下一代就会认识得更好，我们唯一科学的方法是尽我们所能，把我们自己的文化作为无数文化中的多样结构中的一例加以思索。”虽然中国由古典的传统封建社会经历了现代性的转换，自由民主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但是家庭孝亲情怀并不与封建社会一同沉没，因为无论怎样家依然是人们获得生命归属感的重要源泉，孝亲依然是我们的人性自然和文化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