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公村 北京市区的“新疆村”(3)

英资

从“新疆村”到民族美食街

据周泓介绍,她曾在图书馆无意间浏览到《北京历史民俗》一书,内有北京城址的方位及其变迁。由于《北京历史民俗》展现了北京由蓟城、燕城、南京、中都——大都、北平、京师、北京的发展变迁,也就验证了她之前的论断:元代时畏兀村兴起,是因为大都城之兴建基于金中都北郊的离宫及高粱河水的开发,而使都城北移;然明朝因畏惧蒙古南下,而将城池自北下缩改建,使得畏兀村从明末开始变得萧凉。清朝畏兀儿人傍高粱河继存、同时东南向移居,融入当地汉、满、回族中,民国又进一步南向移寓。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圣敏通过史料考证认为,自元代始至清代,除了聚居于畏兀村的维吾尔人之外,陆续不断有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迁入北京,但是畏兀村自明代以后不断衰落,清代中期以后,该村的畏兀儿人或迁走,或融入其他民族之中。究其原因,他认为畏兀村的居民一直信仰佛教,又世代为朝廷高官,很容易就融入中原民族之中。据杨圣敏所做的调查,1949年时,昔日维吾尔贵族聚居的魏公村,只有17户汉族农户,已不见维吾尔族人的踪影。

上世纪50年代初,政府将原住红庙、白祥庵村等地的100余户居民迁至魏公村,为他们修建了房屋,划分了周围的土地。此后,这里的大部分居民都以务农为生,成为公社社员,属于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魏公村小队。但随着政府在西郊各项建设的开展,如上世纪50年代后,在魏公村周围相继建起了北京外语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和中国气象局等,加上村中人口的增长和房屋的增建,土地越来越少,到了上世纪70年代,村中居民已逐渐脱离了农业,转而成为工人、小商人等城镇居民。村周围只剩下少量庄稼地和小块儿菜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村周围的农田菜地就完全被新建的居民楼等建筑取代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政府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提供劳务服务。于是,善于经商的维吾尔族人再次陆续来到北京,其中很多人到魏公村一带经营餐馆。后来这里陆续出现东乡族、藏族、朝鲜族、傣族、彝族等民族经营的餐馆,逐渐发展成了多民族餐馆一条街。然而也是由于维吾尔族人居多,这里开始被老北京称为“新疆村”。

据杨圣敏的调查考证,1983年,当地出现了第一家维吾尔族餐厅。1996年,维吾尔族餐馆发展为18家。在“新疆村”的餐馆一条街上,维吾尔族餐馆独占鳌头。他们经营的烤羊肉串、抓饭、烤馕、薄皮包子、拉面、汤面片等维吾尔族美食广受人们的青睐。

杨圣敏曾带领学生调查了其中11家维吾尔族餐厅,了解到这些维吾尔族老板的创业和生活经历。据说,他们来北京之初,都是先投奔同族亲朋,所以他们尽量与同族人靠近或聚居于一处。在“新疆村”的维吾尔族老板中,有一位威望较高者担任“村长”。他负责协调各维吾尔餐馆之间的竞争、合作等关系。如他要定出各种饭菜的统一价格,解决维吾尔族人之间的纠纷,代表维吾尔族居民与居委会和派出所等机构协商村里的各项事务,有时也代表居委会向各维吾尔族餐馆转达各类通知和规定。

来“新疆村”就餐的顾客与北京一般的餐馆有明显的差别,顾客中有较多的少数民族同胞和外国人。有些居住较远,甚至远在天津等地的少数民族顾客,也专门前来这里就餐。外国人中,以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的人居多。据说,这些国家的使馆人员经常携全家来此用餐。“新疆村”成为了展示维吾尔族的窗口,也成为维吾尔族人与其他民族交流、沟通的平台。

如今的魏公村,以“民族美食街”的名头招徕了很多其他少数民族的风味餐厅,如长盛不衰的云南“金孔雀”傣族餐馆、“满德海”蒙古族餐厅、“老陈家”清真餐厅,还有藏族、彝族、朝鲜族等民族的特色餐馆。各民族在此以美食为媒介,向人们展示和传达着他们独特的民族文化与审美情趣,同时,魏公村也成为各民族交流沟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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