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房山石经及云居寺(2)

静琬始刻经文时，采用什么底本，已无从查考。但从“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金仙公主为奏圣上，赐大唐新旧译经4000余卷，充幽府范阳县为石经本，送经京崇福寺沙门智升”(见石经山王守泰《山顶石浮图后记》)的记载看，静琬刻经必是选采官方校正无讹的正本，石经山此后的刻经，亦必是以此为底本无疑。时至辽代前期，《契丹藏》又编就梓行，那么此后的石经山刻经，必然是以《契丹藏》为底本。为此，石经山刻经对校勘其后所印刷藏经中的误写、误刻、脱落、篡改等错误，必然是最佳范本。

辽代刻经用材，比较统一完整，但也有所变化。从道宗清宁五年(公元1059年)始刻的千字文“菜”帙至“可”帙，都是用中型碑版，高约160厘米，宽约65厘米，直到大安时期(公元1085—1094年)山上各洞藏经已满为止。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通理大师来到云居寺，在主持刻经的过程中，对经版用料加以改革。大碑改为小碑，将《契丹藏》卷轴式之一纸改为石经版之一面，每面27行，每行17字，经题、卷次、编号、帙字统一规格。这一变革，既便于取材，又易于搬运、校勘。故此，刻经速度加快，只用两年时间便刻经44帙。这种碑型版式一直沿用到金代。至今用这种小碑拓片与出土的《契丹藏》残卷相对照，发现两者的行数、字数、帙字完全相同；故而反过来又证明房山辽金时代刻经，的确是《契丹藏》的复刻本。

总观房山石经，可归纳为如下三方面特点：

形制方面。隋唐时期(包括辽代初期)所刻石经，一般多为碑式，尺寸较大，正、背两面连续镌刻，无统一规格，书者、镌者、施者之姓名时有时无，无定式。辽金时期，则以小碑经版为主，体有定式，碑宽多在76—80厘米之间，高多在30—40厘米之间，两面刻字，每面行数、字数都大体相同。经石正面、背面都有经题、页数和据《千字文》顺序编的帙号，各卷首页均刻有作者名字。每卷经石块数依次序镌刻，卷次分明，上下连续，似若木刻经版，有的还在经石的尾部刻上本块石刻字的数量、镌者姓名。尤其是云居寺南塔前压经塔下地穴中所藏小经石，更具有这种特点。

内容方面。隋唐时刻经1000余卷，其中以大乘佛教经典为最多，小乘经籍仅有百余卷，大、小乘律和大、小乘论各数卷，密教经典约有20余部，多为一卷的小部头经，有的还是重刻。辽金时期所刻石经，则以辽《契丹藏》为底本，按《千字文》顺序编号，重点选刻，共刻了2000余卷，内容虽仍以大乘佛教经典居多，但密教经典有所增加，达50帙(约500卷)之多，可见这时密教之兴盛。

文字方面。晚唐所刻石经颇多简体字和别体字，如“無”作“无”、“尔”作“尒”、“來”作“来”、“號”作“号”、“輭”作“耎”、“網”作“网”、“圍”作“围”、“莊”作“庄”、“碍”作“□”等，有数十字。这和当今所用的简化汉字或相同或近似，可见汉字简化早有传统。

房山云居寺石经刻制完工后，隋唐时期所有经版，均储于小西天九洞中，辽金时期则大部分藏于寺中南塔下，小部分藏于九洞中。各洞藏经版数：一洞1131石，二洞1091石，三洞333石，四洞164石，五洞146石，六洞200石，七洞285石，八洞819石，九洞390石。洞外残石419石。南塔下10082石。共15060石。

关于各藏经洞的名称号，均按1、2、3、4、5、6、7、8、9的顺序排列，共为九洞。这项工作是1950—1958年，中国佛教协会对房山石经发掘整理时进行的。编号是按现存各洞的地理位置，本着由下而上、由南向北的顺序重新命定的。所以，各洞的新定名称与其本身开凿时间的早晚不相一致。此外，房山石经为静琬始刻，因而有人就误认为藏经洞也为静琬首凿。其实不然，据“题记”所载，藏经洞既非一人所开，也不是一个时期所凿，而是长期经营的结果。现据有关材料，对九洞开凿史做一简略叙述。

第一，华严洞(新编第五洞)，又名华严堂、石经堂，俗称雷音洞，位于小西天现存洞窟的正中，规模宏大，装饰精美，内有隋代雕刻的石柱4根。柱四周雕造涂金小石佛1056尊。堂中有穴，穴藏石函，函内存佛舍利3颗。石函题刻文曰：“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学术界公认此洞开凿时间最早，有人还认为是静琬所凿。但据“题记”分析，静琬凿之说，值得商榷。辽圣宗统和二十三年(公元1005年)，沙门智光撰《重镌云居寺碑记》曰：“……待至慈氏，东方震旦，燕城西南，十余缮那至云居寺，按《范阳图经》，智泉寺僧静琬见白带山有石室，遂发心书十二部经，刊石为碑。”《碑记》中明确指出，静琬初到白带山(即石经山)时，就看见有“石室”的存在，因而见景生情，发愿刻经永久贮之。可见，华严洞原已有之，只不过为静琬所利用而已。当然不可否认，此洞经过静琬加工或修饰后才具有现在的规模。它不仅成为藏储经版之所，而且成为瘗[yi 益]藏佛舍利、举行佛事活动的场地。那么华严洞始凿或始饰于何时呢？唐朝刘济撰《涿鹿山石经堂记》载曰：“济封内山川，有涿鹿山石经堂者，始自北齐。至隋，沙门静琬睹层峰灵迹，因发愿造十二部石经。”可证，华严洞始凿或始饰于北齐(公元550—577年)。

第二，新编第七、第八洞。藏于新编第七洞的《涅槃经》和藏于第八洞的《华严经》，都是静琬发愿所刻的12部经之一。《涅槃经》又明确记载完成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因此，第七、第八洞应为静琬于唐初所凿的最早洞室之一。

第三，新编第一、第二洞。惟良书《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载曰：“有上座暹公者……乃购垂石、执坚钢、□峭□[yan演]、填深陴[pi 皮]，□为佛经西天乃□□□□□□□□于旧堂之下更造新堂两□，其始皆削青壁，不骞不崩，卜其可□功以无竟……。”慧暹是静琬以后刻经事业的第三代继承人，活动于唐玄宗开元时期。此碑立于“开元□四年”可为其证。其碑又正好发现于第一洞。因此，从各方面分析都可以断定：下层新编之第一、第二洞，就是慧暹所凿的“新堂两□”，是仅晚于新编第五、第七、第八洞的第三代藏经洞。此外，从碑文中称“旧堂”、“新堂”，也可证明它们是与华严堂一脉相承的洞穴。

第四，新编第三、第四、第九洞。在新编第三、第四洞的藏经中，有《大般若经》卷105至卷192的大量刻经。这些卷次的刊刻时间，多在唐乾元、大历、建中时期(公元758—783年)。又从洞中所藏其他诸经“题记”分析，第三洞藏经多为唐代前期刻经，第四洞藏经最早为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刻经。估计第三洞可能凿于7世纪前期，第四洞可能在7世纪后期。第九洞藏经主要是唐代中期刻经，估计该洞可能凿于7世纪后期，或8世纪初期。

第五，新编第六洞。洞内主要藏有明代刻经，并有董其昌题“宝藏”匾额。因此，有人认为该洞为明代所凿。但洞中又贮藏有唐开元年间题记的碑多方，所以，此洞到底凿于何时，仍需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