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义乌文史学家王袆(2)

应征出山

元顺帝至正十八年（1359）十二月十八日，朱元璋率军来到婺州（今金华）城下。

朱元璋莅婺以前，就已耳闻王袆之名。抵婺后不久就遣使到义乌征聘。王袆随使者到婺城拜见朱元璋，朱元璋一见大喜，打算以金华县令委之。当时群臣得知朱元璋意图后，都认为区区百里的县令之职，由王袆去担当，未免大材小用。以他的才器，应当留在行省，方能充分施展他的才华，有益于国事大业。朱元璋觉得有道理，就授王袆为中书分省掾吏，并说：“现在安排在省幕之中，用以储备人才，文书簿册，不用分劳。待还京后，当另有重任。”于是置为左右，谋论要事，商略机务。王袆出身书香门第，北游燕都时，就已文名斐然。隐居青岩，读书著述，益发饱满。因而使朱元璋极为遂意，称呼王袆不用其名，而以子充称之。并请王作四言诗以授太子。

待到朱元璋离开婺州，将回应天府（今南京）时，欲让王袆同行随从。而王袆因父母双亲年届花甲，需要奉养而请留不往。当时胡大海以江南分中书省参知政事镇金华，素仰王袆的才气。又因他是本地人，了解风俗习惯，熟谙地方掌故。于是向朱元璋要求将王袆留在身边，得到朱元璋的谕允。在胡大海的幕僚中，王袆与王剀二人，卓然鹤立，杰出群伦，与胡大海气义甚为投合。胡大海亦倚重二王，凡重大决策都要听计于他俩。

至正二十一年（1361）冬，朱元璋率军征讨江西，胡大海委派王袆到朱元璋处，禀报事宜。江西平定以后，王袆写了一篇《平江西颂》。朱元璋阅后大喜，对王袆说：“吾固知浙东有二儒，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清；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待王祥归婺，胡大海与王恺均已在苗军叛乱中遇害。胡大海被害后，由李文忠接替驻镇浙东。李文忠亦素闻王袆的才学，专辟馆舍，延聘王袆，并待以贵客礼。凡有疑难之事，都必事先听取王袆的意见。

至正二十二年（1362）十二月，朱元璋召王袆入应天府，次年二月授江南儒学提举司校理。至正二十四年（1364）五月初五，王袆父亲王良玉在义乌家中去世。按照当时礼制，儿子应该居家守孝一年。但朱元璋刚称吴王，不愿王袆远归义乌，强留应天府守制。王袆虽不胜哀痛，但难违朱元璋之命，强忍悲伤，仿屈原《离骚》而作《九诵》以自谴。

至正二十五年（1365）五月，王袆服孝期满，授侍礼郎兼引进使。当时为朱元璋创国之初，其中礼乐建制，多由王袆所为。这一年底，授起居注职。起居注的职务是记录皇帝的日常言行，属于皇帝身边的近臣。

府佐康漳

至正二十六年（1366）七月，江西平定，王袆被升为南康府同知。南康府位于南昌府与九江府之间，府治星子县，辖星子、都昌、安义三县及建昌州。宋朝时为南康军，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朱熹都曾先后在此地任过知军。境内有庐山、鄱阳湖，并有名满海内的朱熹讲学处白鹿洞书院。堪称山水佳处，人文胜地。但因元朝末年的弊政所致，再加多年的兵事所扰，已是满目疮痍。“荆榛猛兽处，瓦砾悲虫吟。道院存古号，公庭蔽荒阴”。王袆以仁恕之心治民，以廉平之举理事，百姓顺服，诉讼降少。于是修公署，兴学校，重建“六老”堂，重造“二贤”祠，使累积数十年的凋敝得以复苏。朱元璋特授王袆黄金带以示表彰。

六老堂，位于府署西院。朱熹任知军时，名为武观堂。嘉定年间的知州赵师夏取庐山五老峰的五老，再加他自己一老，改名为六老堂，欲使自己与五老峰齐名而永存。王袆最为讨厌自我标榜者，因此在六老堂重建竣工，撰文为计时，将赵某人一笔勾销。而将六老堂的“六老”，用五老峰配朱文公朱熹。朱熹堪称中国历史上的巨子，也为南康历代名宦之最，名实相当，人心大悦。

当初，建昌知州自以为自己的品级高于知县，高于通判，而傲慢无礼，知府屡召不肯至。王袆到任以后，将其所失—一举出，并声称要给予处治。建昌知州得知消息，不敢怠慢，急急跑到府署，向王袆叩头请罪。王袆对他说：“我是府佐，你应该到知府大人处谢罪。”知州跑到知府处，知府则说：“这是同知大人所定，你还是应该向他谢罪”。王袆与知府相互礼让，而知州颠来倒去，东奔西跑。最后王袆笑着对知州说：“你当初的傲劲哪里去了？要知道做人做官都要讲道理、讲礼义，这是最起码的。只要你能真心改过，这次也就不追究你了。”知州畏服，拜谢而去。

至正二十七年（1367）六月，朱元璋准备正式当皇帝了。改朝换代，要有一整套的礼仪，而王袆精通此道。于是，朱元璋将王袆从南康召回应天府，参与制订即位的相关礼制。但这一次不知王袆发表了什么意见，惹恼了即将登基的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应天府登基，为大明的开国皇帝。王袆则被贬谪到漳州府任通判。

王袆抵达漳州后，以治南康的方法治漳州。此地处于福建东南，“漳州南边郡，闽乡到此穷”，但穷归穷，风俗依然竞奢华、重排场。“杯盘萧鼓里，灯火绮罗中”，“良宵上元节，纨扇已摇风”。每逢时节，地方土人都要循例向官吏送礼，而且礼物甚丰。王袆带头严拒。漳州地方产绣，而王袆则一袭素衣，不着绵绣，不尚奢华。在他的影响下，地方风俗也随之一变。

在漳州通判任上，受到贬降左迁的王袆，向朱元璋上奏了一篇《祈天永命疏》，建议“均徭薄赋”、“藏富于民”。王袆在奏疏中说，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业，在于帝王修德。修德最重要的是“忠厚以存心，宽大以为政”，不能过于劳民，需给百姓休养生息的时间。“人君视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以君民同一体耳。古者，藏富于民，言取之有节，则民生遂而得其所”。现在“浙西既平，租税既广，科敛之当减，犹有可议者，此臣所以愿陛下之顺人心也”。朱元樟开国登基，他人歌功颂德不已，独王袆虽也言祈天永命，万世无疆，但在奏疏的字里行间，却处处流露出忧民之心，拳拳之情，溢于言表。

次年二月，王纬奉诏归京，任《元史》总裁官。漳州百姓依依不舍，道路为之堵塞。王袆一再谢免，但送行者依然跟进不止。王袆无奈，只得对送行者高声说：“有再进者，非吾民也。”这时送行的人又说：“以前到此地来当官而有善政者，临走时，一定要请他留下一二件衣物，写上他的官衔与姓名，放在府署里面，以表遗爱。大人到此为官，刚满一年，就使此地积年的疮痍—一去除，善政颇多，因此敢请有所遗留。”王袆说：“感谢漳州父老对我的隆情厚意，为官的善与不善，全在百姓心里，留物于官舍，沽名钓誉，我不愿为。”

总 裁《元 史》

洪武元年（1368），明军攻克大都，并改大都为北平府，宣告元朝灭亡。大将军徐达在占领大都后，得元《士三朝实录》，悉数运送南京，朱元璋即下令编修《元史》。

洪武二年（1369）二月，成立元史局于天界寺。以中书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袆为总裁，汪克宽、胡翰等16人为纂修，正式开始编纂。

李善长是行政长官，政府首脑，编修一代之史，不过依惯例领衔，实为虚名。宋濂与王袆同为总裁，正是天造地设，最佳配合。两人既是同乡，又均为柳贯、黄溍的门生。早在八年前，朱元璋就曾称誉两人为“浙东二儒”。如今两位老友，一位六十初度，一位四十有八，为编纂一代正史，又双双受命总裁重任，一时朝野传为佳话。

宋濂、王袆主持元史局以《十三朝实录》、《皇朝经世大典》等历史文献作参考，从二月初一开始编纂，到八月十一日告一段落，成书除顺帝朝外的纪、志、表、传共159卷。由于元顺帝时，史官职务被废，没有实录可证，因而缺乏顺帝一朝36年的史事材料，《元史》编纂无法继续。为此，朱元璋又命儒士欧阳佑等12人到北平及全国各地采集顺帝元统、至元、至正年间的遗事，以供元史局续编。

欧阳佑等人采撷返朝以后，在洪武三年（1370）的二月初六，元史局重新开局，仍由宋濂、王袆任总裁。又命赵埙、朱右等14人为纂修，其中除赵埙第一次即已参加外，其余13人都是新征。这一次编修到七月初一结束，续成纪、志、表、传共53卷。然后合前后二书，厘分附丽，为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计《元史》全书共210卷。

在中国历朝正史的编纂史上，编纂起始距前朝灭亡时间最短的是《元史》，仅隔半年左右。成书时间最快的也是《元史》，先后两次相加才331天。《元史》体例整齐，本纪仿《汉书》、《后汉书》，志仿《宋史》，表仿《辽史》、《金史》，列传则据历代史而参酌变通。全书文字浅显，明白易懂。《元史》编纂，忠实依据元朝的国史，因此保存了大量的原始史料。如《十三朝实录》、《皇朝经世大典》、《大元大一统志》等书，今天大多已经散失，而赖《元史》得以保存了许多内容，弥足珍贵。

宋濂、王袆同为《元史》总裁，但宋濂此时年已花甲，力渐不支，而王袆则五十末到，年壮力强。对于史事，王袆素来擅长，20年前北游当时元朝京城大都时，就已有《国朝名臣列传》之编，以后隐居青岩时，又有《大事记续编》之纂。在史局中，王袆尊敬宋濂，具体事务多由自己一身独肩。《元史》成书后，王袆不自以为功，而宋濂则屡次对他人说：“《元史》，王君一手笔也。”人们以王袆能者多劳而称其功，以宋濂扬人之善而颂其德。

洪武二年（1369）六月，宋濂与王袆任总裁的《元史》第一次编修将竣，朱元樟觉得应当有所表示。此前宋濂从起居注离职家居已经数年，而王袆则从原漳州府通判任上调回。朱元璋分别授予二人翰林学土和翰林待制。王袆此时的职务除翰林待制外，还有承直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

洪武三年（1370）三月，王袆又受诏任教大本堂，为太子授学。在这段时间里，王袆既要为编修《元史》而用心，又要为起草诏诰而措意，还要为教授太子而致力，身兼三职，不避劬劳，鞠躬尽瘁。编修《元史》，王袆力肩重任，自不待言。起草诏诰，王袆文才卓著，在所不辞。当时的大诏，大多出于王袆手笔，如《封诸王诏》、《开科举诏》、《免租税诏》、《招渝扩廓帖木儿诏》、《诫谕中外百僚诏》等等。这些诏令的发布对当时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王袆的文辞也进一步受到人们的推重。教太子学，王袆通经达理，学识渊博，开导训谕。教法严正，诸太子受益匪浅。朱元璋深知王袆既有学问功底，又勤奋肯干，因而对王袆赐饮赐馔，时有所惠。

王袆为文，词畅意达，早负盛名。而此时身份不同，既为正史总裁，又为大诏手笔，求其文者接踵而至，但王袆却不肯轻易许人。如所求墓铭之类，不知其人所行所为，王袆决不阿谀乱书。当时，有一宰相为其亲人来求撰墓铭，王袆得知其人事迹无状可书后，坚决回绝。

王袆在朝廷中，以直道行事。与人交游，也处处显示义乌人的耿直之气。遇权贵，不愿低头；遇知交，倾心相投。因此王袆的友人很多，同时忌恨的人也不少，或忌他才，或嫉他直。此时，朝廷需派人出使吐着（今西藏）。朝中当政而与王袆相忤者，就乘机进谗，使远遣西行。

《元史》的续编工作在洪武三年（1370）七月初一刚刚结束，王袆就接到了出使吐蕃的使命。

在离别南京这一天，他写了一首排律《庚戌七月十五日离南京作》，对出使吐蕃泰然处之。其中写道：“方期竭鄙能，忽而蒙严遣。左迁责已轻，西迈程颇远。得灾或无妄，止谤在不辨。”深信时间会证明一切。“行矣复何言，赐环谅非晚。”期待回到京城，再展宏图，一伸抱负，自信这一天应当不会太晚。

行行复行行，洪武四年（137）初春，王袆已过兰州，忽得返程诏令。当初来时，有任在身，行路匆匆，不能逗留。如今归返，自在轻松，于是游名山，访古迹，就道从容。

王袆东归之程，一路访古。闰三月二十五日，归抵歧山。第二天，到离县城西北15里的周公庙拜谒。四月四日至兴平，又拜谒了汉武帝茂陵及卫青、霍去病墓，“抚盛衰之无常，叹年运之徂往”，瞻仰既后，感慨良多。过了兴平，就到长安。长安自西周开始，数代在此建都，为中国古都之最。王袆逗留长安时，写下了《长安杂诗》10首，回首历史，世或兴或衰，人或穷或富，对长安及周边之遗迹一发慨叹之情。

千载思悠悠，千里路漫漫。东归，东归，王袆终于又回到了南京，但是一个新的派遣又已在等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