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义乌历史学家吴晗(2)
波峻郎
在清华园
吴晗一生有三分之一的岁月与清华大学连在一起。吴晗在1931年盛夏考入他仰慕已久的清华大学史学系,1934年毕业后留校。前后近20年,历经抗日战争的风云。南迁云南和在北平迎来解放的曙光。吴晗从一名勤奋好学的青年成为知名的明史专家,从学者的书斋走进广阔的社会,成为一名革命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为国民党警备司令要“管一管”的人。1984年,在清华园西北角,因朱自清那篇脍炙人口的《荷塘月色》而出名的“近春园”荷塘之畔,与不远处纪念闻一多的“闻亭”相映相照,建了又一座四方的仿古亭子,邓小平亲笔题写的“哈亭”两字,清秀而挺拔。这是清华人对吴晗这位革命战士、杰出学者、敬爱校友的永久怀念。
吴晗刚进清华园时,家境已败落,一切上学和生活费用都要自筹。吴晗一边在图书馆找到了一份清理清代档案的工作,一边发奋读书,完成繁重的功课。他在胡适的指点下,主攻明史。据清华大学档案记载,吴晗每年都要攻读中外历史课程七八门,门门都是上等或超等。1931年到1937年,他在校内外刊物上发表了30多篇学术论文。在大学毕业之前,吴晗还发起组织了一个“史学研究会”,其中成员有吴晗、汤象龙、夏鼐、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堂、刘堂、刘隽、罗玉东等。吴晗说:“我们组织这个会的目的,是为了经常一起聚会,交换各人的心得,以期对中国新史学的研究和建设尽一点力量。”
吴晗还曾担任《清华周刊》“学术栏”的编辑主任,从作者到编者,吴晗都很出色。连冯友兰、陈寅恪。郑振铎、俞平伯这样著名学者也与吴晗关系密切,一些力作名著在吴晗主持的“学术栏”上发表。
1933年,吴晗24岁,比吴晗年长两岁、有清华大学“校花”之誉的袁震出人意料地爱上了他。袁震思想进步、博学多才,追求她的英俊男子不乏其人。吴晗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穷学生,一件母亲亲手为他制作的蓝土布长衫一穿就是好几年。袁震却独被吴晗所吸引,她爱吴晗的勤奋、正直、有才和热诚。两颗年轻的心,碰撞出灿烂的火花,最终成为终身的伴侣。
袁震患有肺病,后来又患有骨结核并去掉了两节脊椎骨,长年卧床。那时的肺结核是像现在癌症一样可怕的绝症。消息传到远居浙江义乌的母亲耳朵里,老母放声痛哭,她不顾年迈,千里迢迢赶到北京,劝儿子回心转意,不要与袁震来往。
吴晗是个孝子,生怕伤了老母的心。他和同在清华卜学的弟弟吴春曦想了一个“瞒天过海”的计策,兄弟俩一起将固定在石膏床上的袁震转移出去,并对老母说:“袁震出差到外地去了,等她回来再来看您老人家。”吴晗母亲信以为真,转忧为喜,她认为袁震长年卧床不起的消息一定是假的,就放心地回义乌了。
此后,吴晗与袁震,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吴晗成为著名教授,并当上了清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北京市副市长,但他对袁震依然一往情深,直到双双屈死在“文革”之中,那相濡以沫的人生和他们忠贞不渝的爱情,为后人永久称颂。
吴晗在清华读书的岁月,正值民族危难之时。“九·一八”之后,日寇黑爪伸向东北三省,蒋介石采取不抵抗的卖国政策。吴晗却表现出一个青年学生的强烈爱国思想。这段时间,他读得最多的就是记载明末一批有气节的读书人组成的东林党人与阉党作斗争事迹的《碧血录》。作为一个在就学和学业上得到过胡适帮助的青年学子,胡适等人希望他能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要他“读书救国”。但吴晗更关心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他有义乌人那种强烈的“刚正勇为”的正义感。他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鲜明的态度:“处在现今的时局中,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封疆大吏卖国,……翻开任何国家任何朝代的历史,也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
1957年,吴晗在入党时写的一份自传中,曾这样写:“他们(指胡适等教授)想错了,我毕竟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人民革命斗争的道路。这条道路,我走得很慢。”“是这些人(指袁震的姐姐中共党员袁傅之、大革命时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袁震、同乡吴、中国公学陈晖、参加民先的弟弟吴春曦等)逐渐影响了我的思想立场,胡适相对削弱了。”
烽火岁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吴晗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早慕吴晗才学,破格聘任他为历史学教授。不久,吴晗又回到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主持历史系工作。在简陋的校舍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吴晗一点也没有情绪低落,他一丝不苟地备课,而且以一种创新的方法授课。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讲授的《中国通史》、《宋元明清史》两门课程受到学生们热烈欢迎。吴晗认为:“以前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只注重帝王、大臣的事情,等于是写帝王家谱。对于人民大众的活动一概不写。而事实上,他们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可见,吴晗在那时已经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史学研究和教学,这在我国史学界是走在前面的。
国破山河在。战争形势越来越恶劣,昆明受到威胁,物价飞涨。袁震经常生病,住在乡下,吴晗上课来回要走40里路。严酷的现实,使吴晗越来越痛恨腐败无能的蒋介石政权,讲课时一抓到机会就指桑骂槐。吴晗在讲堂上公开谴责孔祥熙,支持联大学生举行倒孔的示威游行。同时,吴晗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出路在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1941年8月,吴晗和袁震一起在重庆曾家岩看望了董必武。
1943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党员干部到昆明扩大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吴晗积极参加了中共所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接着又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直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
吴晗先后介绍了闻一多等人加入民盟。吴晗还和闻一多等进步人士一起协助中共党组织建立了民主青年同盟。“民青”开始只有六七个人,后来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各个学校都建立了“民青”小组,成为学生中的进步力量。
为点燃思想之火,翻印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朱德总司令的《论敌后战场》等著作,向大后方提供革命火种,吴晗、闻一多等,从民盟批来了经费,设法搞到了一台圆盘机,买了一些铅字,还从其他印刷厂“偷”了一些铅字,办起了秘密印刷厂。从这个印刷厂源源不断印出的革命资料,对国人起到了很大的教育指导作用。这个印刷厂在震惊中外的“一二·一”爱国进步学生运动中印刷了大量文件,发挥了“精神火药库”的作用。
吴晗很有义乌人那种义无反顾的气质。他面对白色恐怖,不顾被国民党特务将他与李公仆、闻一多一起列入要暗杀的黑名单的危险,在《新华日报》、《民主周刊》等报刊发表了许多锋芒直逼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檄文,并且多次上街在群众集会上讲演,成为昆明进步青年心目中最有威望的教授之一,与闻一多一起被称为“狮子”、“老虎”。他还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和学术影响,团结争取了张奚若、钱端升、向达等西南联大教授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签名和公开讲演。
1946年初夏,袁震的病又加重了,子宫瘤血流不止,必须动手术。经朋友们再三劝说,吴晗陪袁震到上海治病,于5月7日离开昆明。途径重庆时,与董必武、吴玉章、王维舟、张友渔等人高兴地见了面。在董必武安排下,他穿梭在重庆各大学之间作反对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讲演。5月17日,吴晗还在《重庆民主报》发表猛烈抨击国民党专制独裁和特务统治的文章《警管区!特务国》。
1946年6月9日,吴晗和袁震到了上海,住在吴春曦家。吴晗拿出一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顺利地让袁震住进了一家私人医院,又顺利地进行了手术。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长年卧病不起的袁震已能下床行走了,吴晗露出了久违的调皮笑容。但吴晗不可能像袁震那样静静地“休养”。他与同乡冯雪峰及史良、胡子婴、许广平、叶圣陶等著名人士频频接触。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华岗,是龙游人,也算是老乡,还专门来看过吴晗和袁震,代表组织给了他们一些路费。
吴晗心系故乡。回乡的念头,13年来一直在他心头忽明忽亮。他趁袁震住院期间,于6月25日从上海出发,在杭州与小妹妹吴浦星汇合,搭乘火车到诸暨,次日又搭乘大卡车回到久别了的故乡义乌吴店苦竹塘村。吴晗在家逗留了四天,有感而发,写下了《浙道难》、《记第八大队》、《真空的乡村》等很能反映40年代后期浙东乡村真实面目的随笔杂感。吴晗这次回乡对他思想上震撼较大。一方面,他亲眼目睹了“忙着修和军运有关的什么津浦、陇海、平汉之类的铁路,这边没有共产党,用不着替老百姓修铁路或公路”的国民党的腐败。他称杭州到诸暨的铁路是“最坏的铁路,最坏的车厢,最龌龊、最无秩序的”。另一方面,他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敢于与日寇伪军作英勇搏斗的第八大队,看到了义乌老乡的刚正与勇为,看到了抗日游击区的希望之光。吴晗在《记第八大队——还乡散记之一》中写道:“第八大队成立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武装斗争,一步步有计划地展开,得到了人民衷心的拥护。”
吴晗回乡也惊动了当时的义乌县县长。他们的“耳目”将吴晗的行踪与有关谈话都上报给县长。已经具备对敌斗争经验的吴晗当机立断,离开苦竹塘回到了上海。
1946年7月,吴晗在上海惊悉他尊敬的战友李公仆、闻一多被特务暗杀。吴晗失声痛哭。他与闻一多的友谊非常深厚,曾纵谈天下大事深夜不眠,几乎同时参加民盟,吴晗选为青年部部长,闻一多是宣传部部长。如今一多被害,吴晗悲愤交集。虽然他知道自己也已上了暗杀的黑名单,但还是愤然写出了《哭公朴》、《哭一多》的悼文公开发表。在上海各界公祭大会上,他发表了声讨蒋介石和国民党法西斯暴行的演说。
吴晗自己在自传中写道:“7月11日,15日,李公仆、闻一多先后被暗杀,消息都是联大学生刘时平(中共党员,现在《人民日报》社工作)告诉我的。悲愤之极,我要用文字来控诉。接连在《群众》、《周报》、《民主》、《文革》和《文汇报》上发表多篇追悼的文章。”这一切,时时处处表现了吴晗的正义与大无畏,无私与刚烈,甚至从中也预示着吴晗必然走一条始终不渝地寻求真理、伸张正义的路,而不被枪声、刀光、打击、恐怖所吓倒。
周恩来就李、闻被暗杀事件,特地从南京梅园新村赶到上海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大义凛然地痛斥国民党卑劣的行径。6月17日、18日晚上,周恩来在张君劢住处亲切会见了吴晗,并充分肯定了吴晗在民主运动中所作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