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义乌历史学家吴晗(3)

走向解放

1946年8月底，吴晗回到了离别九年的清华园。这时，清华大学也从云南迁回北平。吴晗很快以一个革命立场坚定的战士身份，与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他一边教书，一边积极参加民盟活动，参加了文化界欢迎周扬的集会，出版了《民主周刊》、《中建半月刊》和一些秘密刊物，还通过民盟内的中共党员汪骏与苏联驻北平领事列夫斯基等人见面，并且将苏联电影引到清华园放映。

吴晗在清华园的住处——旧西院12号，成为中共地下党和进步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秘密场所，教授钱伟长等是这里的常客，吴晗的革命倾向也影响了他们。在一次次签名活动中，他们一起向国民党宣战。连朱自清、金岳霖、陈寅恪这样不问政治但富有正义感的老教授也受吴晗的影响参与了签名活动。朱自清还和吴晗一起，整理闻一多的遗著。

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罗哲文，那时正在清华攻读营造专业，住处与旧西院12号很近。他这样回忆那时的吴晗：“他很热情，也很活跃，他的革命演讲富有鼓动力。”1947年中秋节第二天，大雨倾盆，在孙连仲那里当少将参议的地下党员王冶秋（解放后，他出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匆匆来旧西院12号找吴晗。王冶秋说情况紧急，当时在国民党十一战区担任高级顾问而实际是在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工作、不断通过地下电台向延安直接发电报的地下党员余心清（《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即以他的事迹编写），突然在今天被捕。王冶秋是从后门溜出来的。当天晚上王冶秋就睡在旧西院12号地板上。次日，王冶秋换上了吴晗的旧蓝布褂，破毡帽、戴上一副墨镜，从清华园到东便门，上车经天津奔向了解放区。

罗哲文说：“八十年代初期，在一个疗养胜地，遇到著名电影演员、导演孙道临，他还专门找我谈过吴晗掩护王冶秋这段故事，想写一部电影。”

1948年8月，国民党特务在北京进行了“八·一五”大逮捕。北平警备司令指名道姓要“管一管吴晗”。

在此之前，一向对吴晗有好感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查问过吴晗有关放走王冶秋的问题，但被吴晗巧妙地应付过去了。中共地下党员徐冰曾劝吴晗走，但是吴晗仍坚持留下来，在白色恐怖中，继续从事党交给他的向解放区（当时石家庄已经解放）输送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而此时此刻同志们认为吴晗再也不能留在北平，再也不能留在清华园了。吴晗也认为已到了非走不可的地步了，于是同袁震一起，化了妆，几经辗转，经天津到达解放区，进入了新的世界、新的生活。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西柏坡热烈欢迎吴晗和袁震的到来。毛泽东主席特别重视这位明史专家、民主斗土，在百忙之中不但看了他1943年写成、1947年重新改写的《朱元璋传》，还专门约谈了两次。其中一次围绕《朱元璋传》彻夜长谈。吴晗难忘这段非凡经历，“受了过去几十年所没有受到过的教育”。“主席的历史知识非常丰富。我在书中讲到元朝末年农民大起义中的一个组织者彭和尚……成功后，彭和尚不见了，我赞叹他神龙见首不见尾，不居功。主席找我说了一个晚上。他说，这个问题对不对？革命老干革命究竟为什么半途而废？你写他少年坚持不懈，怎么会半途开了小差？大功并没有告成，你称赞他开小差，看起来开小差的不是彭和尚而是你自己，……回北京后，我又重新翻阅史书，发现彭和尚果真没开小差。他打到浙江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吴晗在解放区，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初步知道了工农联盟人民民主专政的意义，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他向毛泽东主席写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亲自给他回了信，“我们同意你的要求。唯实行时机当值得研究，详情恩来同志面告。”过了几天，周恩来找吴晗谈了一次，谈了几个小时，说明了道理，还给予许多鼓励。从此，吴晗像“一滴水流入了沧海”，在党的阳光沐浴下，“旧东西在减少，新的东西在增加”，越来越向往新中国的建立，以奉献出一名教授的智慧和力量。他参与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认定：“应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个意见，很大程度上挫败了国民党对于各民主人士的勾引，中共中央1949年1月24日发出的有关指示电中予以充分肯定。

担任北京市副市长

如果说，1948年在西柏坡，毛泽东与吴晗在长谈中认为彭和尚不可能隐退、不可能开小差，是一种学术讨论中政治家的犀利眼光；那么，1949年11月，吴晗在访问苏联回国途中，突然从广播中听到，他已经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对他的信任，也是对他不要有任何“神龙见首不见尾”思想的殷切希望。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吴晗参加了入城式，亲眼目睹了北平市民自发组织起来，欢天喜地欢迎解放军的感人场面。他担任了清华大学军管会副代表、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校委会副主任。他曾想一直在清华教书，不愿意从政，但周恩来找他谈了一整夜，热情引导了他。

吴晗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后，毛主席指示吴晗“要钻进去”。彭真也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包括小餐厅用餐的菜，都亲自指示要照顾吴晗。彭真要求吴晗做到四个要：“要有系统地研究和解决问题；要全面部署，统一安排；要到群众中去；要联系工厂和合作社。”吴晗以提高中小学教学质量为突破口，很快摆脱了一时的被动，进入了副市长的角色。

吴晗对首都的文教卫体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又千方百计支持筹建了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北京少年宫、少年科技馆、少年之家、首都图书馆、中国书店、龙潭湖教学植物园、北京电视大学等一大批文教单位。

吴晗对北京天文台的建设特别关注。1951年夏，他在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时，参观了民主德国蔡斯光学厂所在地的邦那天象馆，对天象馆在科普教育上的特殊作用非常肯定。回国不久，就提出在北京建天象馆的意向。1954年，吴晗批示请市文委秘书长加以落实。吴晗还十分重视人才，特地从上海徐家汇现象台将陈遵妫调到北京，主持筹建工作。陈遵妫果然没有辜负重托，提出了将北京天象馆办成天文爱好者活动场地，向天文专科学院发展并更名为“北京天文馆”的大胆建议。

经过全国科普协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的研究讨论，“北京天文馆”名称终于定下。吴晗知道后大加赞赏。陈遵妫又当面向吴晗提出“现在的地皮是不够的”。吴晗即打电话给规划局长，又走到挂在墙上的北京市地图前，看了一会说：“好！市府可以给你增拨地皮到西侧马路边；将来把马路西边办成一个植物园，这样就和动物园连成一片，成为北京市科学区！”这就是吴晗风格，认准了就不遗余力去争取。

作为人民的历史学家，吴晗在百忙的行政工作之余，倡导建立了北京历史学会，兼任了第一任会长。当时唯一的专职干部，就是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传》作者之一的苏双碧。苏双碧深情回忆那一段北京历史学会的鼎盛时期，每年开一次年会，举办几次有影响的学术讨论会，先后开展了关于中国土地所有制、历史人物评价、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等问题的大讨论。仅1962年一年，学会兴办的大型学术讨论会就达11次之多。苏双碧说：“吴晗特别注重学术问题自由讨论，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尽力形成宽松和谐的氛围。”

与此同时，吴晗在“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获得有关历史知识，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得到”的思想指导下，由他亲任主编，编辑出版了150种《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为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中外历史知识办了一件实事。1963年前后，故乡义乌苦竹塘村图书室也收到了吴晗亲自寄来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的近百册赠书。“文革”期间，要将此书作为大毒草批判，但苦竹塘人把它悄悄分散保存了下来。可见此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吴晗对首都这座世界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文物古迹保护，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他积极支持建设首都博物馆，虽然几上几下，他始终支持“上”！他支持保护古代冰川遗迹和对长城、雍和宫、戒台寺进行修缮。1953年，作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委员会主任，吴晗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委会。梁思成等一代建筑宗师都参加了。吴晗提出了保护与建设两利的历史文化名城文物保护方针，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当国家决定拆除城墙和一些牌楼后，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和吴晗一起研究，各派一名秘书具体操作——拍照、绘图和加以文字说明，留作珍贵文物档案。郑振铎派出的是罗哲文，吴晗派出的是闻一多之子闻一鹤。后来吴晗与郑振铎为由国家文物局还是由北京市政府保存这批珍贵档案发生了“争议”。郑振铎被吴晗对文物的挚爱所感动，就同意将这一大批照片、绘图和文字说明给了北京市政府保管。不料，在“文革”中，吴晗惨遭迫害，闻一鹤也被迫自杀，这些珍贵档案也不知去向，成为千古冤案中的千古遗憾。

吴晗和郭沫若、邓拓等提出开掘定陵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准。吴晗对定陵考古发掘非常关心，不顾严寒，几次亲临现场指导。他从地下宫殿、通道到停放朱翊钧和两后的棺椁、随葬品都了如指掌。1956年5月，吴晗组织民盟北京市委委员前往参观时，亲自担任讲解，连专职讲解员也听得津津有味。

后来，吴晗和郭沫若又联名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建议发掘长陵。周总理妙语“驳回”：好事不要做完了！吴晗一想，总理的意见很对，现在文物科学保护手段还不尽如人意，发掘与不发掘的利弊，确要再三权衡。

吴晗时刻不忘自己是一个人民公仆，矢志追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多次给彭真写信，表达自己的入党要求：“我没有放弃要求加入党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来争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会达到。我入党的目的没有什么，只是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

1957年，在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副书记刘仁的介绍下，吴晗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翻开了他生命历程中光辉而崭新的一页。

吴晗虽身居要职，但平易近人，也不耍弄权术。1964年，罗尔纲因参加有关太平天国李秀成问题的讨论，写了一篇《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而受到大批判。朋友们都像避“瘟神”一样，避开罗尔纲。而吴晗和袁震，却在罗尔纲最困难、最困惑的时刻给予了启发和安慰。还专程登门看望了他。

吴晗对民盟工作也保持了很高的热情。解放初期，他曾有过既然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民主党派可以取消的想法。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点，他改变了这一想法。他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北京市委主委，尽心尽职。每个星期至少有一个晚上把民盟北京市委的领导请到家里商谈民盟工作，民盟市委一些重要会议，他都亲自主持。长期在他身边工作，中共派到民盟北京市委工作的王麦初，回忆起那时的吴晗，激动地说：“他像一团火，走到哪里，哪里就亮起来了！”

吴晗廉洁奉公，严以律己。他于1953年1月3日、1953年2月3日，两次写信给义乌县县长（后一封与其弟吴春曦联名），要求把土地改革后分到的一切财物包括房产在内、农会代管的十五六担稻谷，全部捐献给人民政府。由此联想到吴晗对袁震几十年如一日的忠贞爱情，使人们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吴晗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高尚气节和思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