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乩操作方法、文献记载、历史发展、主要用途(2)

扶乩的

历史发展

我国历史上，民间扶乩多在正月15日夜里，迎请紫姑神，并卜问来年农耕、桑织、功名之事。

南北朝以后，产生了大量的谶纬书，道教法师们承袭其技，扶乩降笔，依托神灵造作的道教经书，在南北朝时期开始大量涌现。宋、元、明、清，占卜扶乩之风愈盛，伪托神灵之作，在现存道经中占有相当一部分。纪晓岚在其所著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述了数十例扶乩事例。纪以为：“大抵幻术多手法捷巧，惟扶乩一事，则确有所凭附。然皆灵鬼之能文者耳。所称某神某仙，固属假托”，但他也不否认有扶乩者系“炼二话手法而为之”。

东晋

上清经系，以魏华存为第一代真人。实际上清经系是由天师道祭酒魏华存从天师道分出而始，而大部分乃是杨羲、许谧、许翔等所共同作，它的实际开创者是陶弘景。他们在京都建邺《今南京》和句容茅山中的雷平山（长史许谧的家宅与别墅》设立了乩坛，许谧为坛主，杨羲是乩手，又是记录。他们以扶乱为手法，假托“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下降，授以经法，实际上是杨羲所造作。杨许用扶乩的手法，假托“众真降授”，造作大量经书，形成了以《上清大洞真经》为主的上清经系。 他们所传授和造作的道经大抵为三部分:一为《真诰叙录》之中所说的《上清经》、《黄庭经》、《七元星图》、《灵宝五符》、《西岳公禁山符》、《中黄制虎豹符》;二为《云笈七七签·上清经述》中所说《太上宝文》、《太素隐书》、《灵书紫文》、《紫度炎光》、《石精玉马》、《神虎真文》、《高仙羽玄》等;三为《茅山志》中所说《太上三天正法经》及《上清经述》中所说正一真人别授的《治精制鬼法》。南朝陶弘景曾有纂集之上清经目，已亡佚。晋代王灵期也造作边上清经书。故杨羲、许谧所造作上清经书的具体经目、卷数，现在难以考定。北周武帝天和年间（566一569），甄鸾上《笑道论》谓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云:“上清经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二十七卷已行。”大既那时行世的共有127卷。

他们在京都建业（今南京）设立乩坛，许谧为坛主，杨羲为乩手兼纪录人，最初的道教《上清真经》31卷，就这样出自他们扶乩之手，但后世多疑他们假托神明自己造作。至北周武帝天和年间（公元五六六至五六九年）时，有一位叫王灵期的道徒通过扶乩，增修《上清经》达到186卷，其中127卷已经印行，成为道教上清派的基本教义，可见道教历史上扶乩活动之盛。

在1700年前的东晋年间，扶乩就已经进入了非常成熟的应用阶段，这样看来，扶乩存在于我国民间，应该有2000年的历史了。两千年来，扶乩的用具几乎没有变化，一般有专用的木制沙盘和三角形、丁字形乩架，或笸箩、筛、箩等，而降临乩坛的角色却随着时代变迁，有与时俱进的特点，据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考证：降临乩坛的一般为鬼、神、仙等角色。

上清经系的代表性经典为《上清大洞真经》，此经是《黄庭经》内炼身神思想的发展，重“存养神肖”及“吟咏宝章”，辅以服气、咽津、念咒、佩符，宣称这是飞升成仙之道。上清经系的出现，表明以符篆为主的天师道，正在转向炼养，有与丹鼎派相融合的趋向。这既是受葛洪神仙理论的影响，同时也是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旧的在逐渐摆脱易为群众暴动所利用的低俗的符水咒术等宗教形式，提高道教的宗教品位。

隋唐

上清派到隋唐时期虽不及皇家道观楼观台（楼观派）鼎盛但也曾盛极一时，唐代李商隐就有“羞逐乡人赛紫姑”的描述。此时道教与佛教也各自开始出现大量托名元始天尊与佛祖所传的经典著作，并对后世佛道思想影响甚大。

宋朝

宋代民间流行扶乩，以文为盛。陆游在《箕卜》诗描述说：“孟春百草灵，古俗迎紫姑。厨中取竹箕，冒以妇裙襦。竖子夹相持，插笔祝其书。俄若有物评，对不顺臾，岂必考中否，一笑聊相娱。”陆游以扶乩作为娱乐，一笑了之。扶乩的兴起与科举有关，读书人临考前心中空虚，就以扶乩祈求神示，陆游在诗中说的“岂必考中否”就是预测科举事 。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中也有“近岁迎紫姑仙者极多”的诗句，而宋代洪迈《夷坚志》则详细描述了扶箕的情形。南宋大诗人陆游在《箕卜》诗中也有对“扶乩迎请紫姑神”境况的描述。

明末

从明末开始，扶乩对我国佛教的发展开始产生重大影响。清朝中叶时扶乩对佛教的影响，出现又一个鼎盛期，各地纷纷设立乩坛。到民国初年，北京城里乩坛林立，甚至出现了专门刊载扶乩消息和乩文的期刊。

清朝

与纪昀同时的江南才子袁枚，其书《子不语》中亦不乏扶乩事，如其中名篇“关神下乩”，记叙了关帝君借由乩笔，以幽默的口吻，责备士人不够尽忠的故事。

清末民初，“在‘同善社’降坛的有孔子、老子、关羽、释迦牟尼、青华老人、吕祖（吕洞宾）、、穆罕默德、耶稣、拿破仑、华盛顿、托尔斯泰等等”。人们对扶乩的真假与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待扶乩的态度长期莫衷一是。

民国

说起民国初年的扶乩，不能不提到一件趣事。民国七年（1918年），谛闲法师应北京徐蔚如居士之邀，到北京讲经说法，当时北京乩坛很盛，曾经有白城隍（旧时城市的守护神叫城隍）降鸾自称要去听谛闲法师讲经，如果有不懂之处，还要请谛闲法师解说。后来，谛闲法师应邀而至，白城隍和关圣帝君相约如期降鸾，并对谛闲法师大加称赞，当时这件事在北京社会引起很大反响。

早在1934年上海滩就曾经流行过碟仙，近年来，在一些大学校园里，流传着碟仙、笔仙、银仙、筷仙等，也是扶乩的不同表现形式。

1945年夏初，重庆成立了国际宗教研究会，发起人为了撰写宣言，便组织扶乩，请济公降临乩坛为研究会题写宣言，曾经出任中国驻印度等国外交使节、信奉基督教的卢春芳先生，亲眼目睹并记录下济公降临乩坛题写的乩文，济公以“锺灵毓秀”为韵，题写了中英文对照的《国际宗教研究会宣言》 。